葛兆光先生的《宅茲中國》在中國、臺灣分別由中華書局與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這兩家傳統的中國研究出版重鎮出版，可見出版界對此書的重視。然而讀起此書，卻覺得有些對不住葛先生與出版社的名氣。問題在於葛先生寫了個大氣的「緒說」，但書裡的文章卻對不住這「緒說」的大格局，甚至結論也有氣無力，以至於整本書看起來「立場」遠大於「事實」。葛先生說要「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但就筆者來看，這本書是對不住這個理念的。既是要「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當然得先說明何以需要重建。葛先生指出三個「中國」的威脅：西方與日本的「區域／地域」研究理論、主要源自日本的「亞洲思考」論，以及杜正勝先生等人的「同心圓」、「臺灣中心」史觀。對於葛氏而言，區域研究似乎是將要分割中國的同一性；而亞洲「文化共同體」在17世紀之後裂解了，因此亞洲思考是虛幻的，甚至可能帶有「日本帝國主義」的遺緒，將會消滅中國的特殊性。若是從前兩者來看，「同心圓」史觀大概是最十惡不赦的「中國論述」了：因為葛氏認為，這是要從「臺灣」和「亞洲」兩個面向來消解「中國」。然而葛先生這樣的質疑是不是能夠成立呢？
首先，葛先生在序言中洋洋灑灑舉了一堆「割裂」中國的理論，然而在書中卻沒有直接針對這些理論進行批判或檢討。例如葛先生在「緒說」中首先舉出了「區域／地域」論對於中國同一性的割裂，卻沒有任何一篇文章是針對此問題進行探討的。勉強說得上是回應的，恐怕是對中國同一性的強調，也就是第一章〈『中國』意識在宋代的凸顯〉。葛先生亦藉此反駁「民族國家」理論的適用性，強調中國具有特殊的歷史經驗，不應以歐洲的nationalism或是nation-state架構來進行了解。而以「民族國家」的理論標準來說，至少自宋代，中國即開始有明確的「國家」觀念，或者說，中國式的「民族國家」。
〈『中國』意識在宋代的凸顯〉是否能夠凸顯中國的「同一性」呢？乃至証成曾經存在過中國式的「民族國家」呢？以整篇文章所討論的歷史現象來說，這顯然是不足的。這篇研究仍然抵不住任何社會階層、文本觀點、區域差異的質疑。「民亦久習胡俗，態度嗜好與之俱化」（p64），書中所引這段范成大出使北方的記載，恰恰顯示在金宋對峙下，「中國性」與「中國認同」的曖昧複雜，遠非士人國家意識、對正統、道統的堅持、以及夷夏之防的勃興能夠說明的。
復次， 從「緒說」內容看來，葛先生本人對於nationalism或nation-state的理解亦相當有限。儘管葛先生指出了宋人具有明確的疆界、敵我內外分界等等國家意識，但這是否能夠說明以「民族國家」作為對於中國同一性的質疑是無效的呢？顯然葛先生的書以及文章無法充分的回應這個問題。若是葛先生要回應這個問題，需要的是對於西方民族國家概念以及歷史實際的梳理、中國國家觀念以及歷史實際的梳理，最後則是晚清時這兩種國家觀念的衝突與轉化，由此分析出中國式國家觀念與西方民族國家概念的不同。然而葛先生卻毫無觸及這個基本的比較途徑，而是簡單的以宋代「中國」的歷史現象，企圖比附「民族國家」的構成要素，以此證成中國具有獨特的國家觀念（p27-31）。葛先生在這裡的論述不僅沒有注意到語言上的差異，亦沒有關注到歷史的多面性，以至於看似要反駁西方「民族國家」觀念卻又附和了西方「民族國家」觀念。而無法提供我們另一個「歷史中國」的思考方法。
中國同一性的存在，在上層思想史的層面，也就是葛先生的專長領域來說，或許是較為明確的，這也許就是葛先生無法認同這些分割中國同一性、淡化中國獨特性之理論的原因所在。然而在地方層次、民俗層次、社會經濟發展層次，則需要更多的梳理與解析。在這些領域裡面，自然有地方的差異性存在，同一性卻也未必因此不存。事實上，同一性與差異性完全可以相容並存，余英時先生即曾經以大傳統與小傳統的理論模式來解析中國文化的問題（參見〈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一文），江南研究的成果也確實表明中國史上各地區有發展的差異，但這卻無損於中國同一性的存在。因此，葛先生何以認為這兩者會有所衝突？（p9）實在是令人感到不解。
葛先生在書中的另一個重點，則是對於「亞洲」作為一個論述領域的批判。這個批判亦與前先前捍衛中國同一性的批判犯下了同樣的錯誤，那就是歷史空間的錯置與嫁接。葛先生首先舉出的是17世紀以來的東亞國際關係主軸，是拒斥而非統合（第四章〈西方與東方，或者是東方與東方〉、第五章〈想像的與實際的：誰認同亞洲？〉），其次則指出日本學術界中「國家」、「政治」與「歷史論述」的緊密糾葛（第五章〈想像的與實際的：誰認同亞洲？〉、第六章〈國家與歷史之間〉、第七章〈邊關何處？〉）這一系列文章的安排以及寫作策略，都似乎意圖指涉這個新浮現的「亞洲」論述背後具有政治意圖。
然而葛先生卻不以這個憂慮正面去探究、批判，而是旁敲側擊，東拉西扯。如果真要嚴肅的面對新近亞洲論述的興起，那麼應該將重點放在戰後日本學界的反思以及政治的發展進程，而非掠過戰後日本的變化，試圖進行戰前日本帝國學知歷史的嫁接。這也才是葛先生所謂「從他們自己的政治史和學術史脈絡中，了解它的問題意識、思考立場、研究方法之由來」學術史方法的實踐。而在葛先生的對於東亞歷史爬梳的論述中，我們又一再看見一個過於重視士人、政治層面的歷史解析。
在和西域研究的比較下，葛先生強調環中國海的研究必須重視差異、分化等等同一性的崩潰。這種觀點的提倡顯然是簡化了歷史的複雜度，忽視了原本東亞同一性的有限和東亞三國各自的歷史發展進程。葛先生認為，滿清入關以後，日、朝二國對於中國的認同便日漸減少，由此造成了東亞共同體的崩潰，因此近代東亞歷史的主軸是同一性的崩潰。然而這恐怕是有待商榷的論斷。葛先生充其量只說明了日、朝對中國態度的轉變，甚至可說是朝貢體系的變化、衰微，但這樣是否就能夠說明在此之前曾經有一個「東亞共同體」的存在？乃至這個共同體至此崩潰？共同體的定義是什麼？內涵為何？歷史上是否曾經存在？乃至今日東亞（知識）共同體的鼓吹是否有所依據？在沒有交代這些疑問以前，葛先生是很難說明17世紀確實出現過東亞共同體的崩潰的。
葛先生在最後的結論中，仍然提到了東亞世界文化交流的存在。然而對他而言，這個交流似乎僅是「中國與周邊」，而非東亞世界的交流，也無力構成歷史上曾經有東亞共同體的論述。在結論中，葛先生更是明確的主張「傳統文史研究的意義究竟在哪？......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就是建立對國族（是文化意義上的國家，而不是政治意義上的政府）的認知，過去的傳統在一個需要建立歷史與現在的國度，它提供記憶、凝聚共識、確立認同」。然而，什麼是文化意義上的國家呢？這樣一種文化國族主義，又怎麼不跟政治脫離關係呢？
葛先生的立場顯然未能夠認識國族主義的雙面性，以及現實中國的多元性問題。這樣的立場在批評「同心圓」史觀的時候便顯露了它的問題。葛先生認為同心圓史觀是要從「臺灣」和「亞洲」兩個面向來消解「中國」，然而若是需要消解中國，何須將中國留在第二層呢？如果今天是湖南人、 山東人主張同心圓史觀，那麼葛先生是否會反對呢？當葛先生批判日本、臺灣國族主義與歷史論述的糾結時，又能否反身自我批判呢？
筆者才疏學淺，遠不及葛先生萬一。雖然在某些議題上見到葛先生的疏漏（例如「邊關何處」一文討論到1930年代的中國政學界態度(p252)，卻沒有引用沈松僑先生〈江山如此多嬌——1930年代的西北旅行書寫與國族想像〉一文），無法判定葛先生的論斷是否都能夠成立，而這些質疑也許亦略嫌尖銳，沒有從葛先生的學思歷程脈絡中給予同情的理解。然而我以為若是無法處理以上的問題，無法直接面對這些理論的威脅，無法面對歷史中國與現實中國的差異（例如「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論述），那麼葛先生的「中國」恐怕仍然無法安宅斯土，無法在歷史上、現實上紮下它的根基，成為中國史學界，或是中國研究學界對於中國概念的共識與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