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本文原為想想論壇邀稿。但因字數過長，後來幾經刪節，於10月24日、10月25日仍以上下兩篇，在想想論壇分別發表。此處為修訂後之完整版。寫作過程中，蒙許仁碩、盛浩偉兩位撥空過目惠予意見，以及想想論壇蔡其達副主編協助刪修，在此一併致謝。
恰在秋颱杜鵑來襲之前，日本歷史社會學者小熊英二為聯經出版新書《活著回來的男人》（生きて帰ってきた男 ある日本兵の戦争と戦後，2015）宣傳活動抵臺，展開緊湊的行程。短短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小熊在臺灣不僅接受了四位記者的訪問[1]，更做了六場公開座談／演講：包括兩場其執導，紀錄311核災後東京反核運動的電影《首相官邸前的人們》（首相官邸の前で）映後座談、兩場學術演講（在中研院臺史所的「日本と台湾―近現代東アジア史の視点から」與臺大歷史學系的「社會科學與記憶—歷史研究如何能貢獻社會」）、一場公開演講（「日本的社運與學運―1960年代與現代的比較」），以及此行的重點，24日晚上在誠品信義店，由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吳叡人與談的新書發表會。
儘管時間如此緊湊，小熊六場演講的主題卻不盡相同，這也從側面展示了小熊教授知識累積的寬廣深厚。然而，這些演講並非互不相干，而是與小熊本身的研究相似，多圍繞著近代日本的政治與社會開展。或許是受到媒體報導焦點的影響，聽眾在各場次中的提問，也多半針對日本的戰爭、安保與社會運動等議題而提出。可以說，在小熊與臺灣聽眾之間，對「如何面對東亞／日本的過去？」、「今日的東亞世界／日本將會走向何處？」這兩個問題，有著共同的關懷。在這樣的關懷之下，憑藉著其深廣的學術背景及幽默的口吻，小熊英二為試著理解日本現代的臺灣人們帶來了一種值得了解，具有社會學分析性質的內部觀點。
小熊教授演講中的分析與洞見，頗有值得臺灣社會參考、思索之處。若僅因實體交流的時空限制，而僅限於各場數百位聽眾之間，頗為可惜。因此筆者不揣淺陋，就自己感到興趣的一些問題，略作一些綜合性的摘錄與思考，將其與讀者分享。雖然筆者不諳日語，所紀錄的一切均為口譯所述，其中或有與小熊原意有所誤差；而小熊教授講演的幽默也難以透過筆者生硬的文字再現。但仍希望能藉此為臺灣社會理解日本社會與政治現況，帶來進一步的認識與思考。
學術與社會運動的反思性參與
或許在聯經出版《活著回來的男人》之前，大多數的讀者仍未聽過小熊英二的名字。不過在學術界中，小熊英二卻早已憑藉其優秀的研究，在日本國內外頗為人知。今年53歲的小熊英二，可說是日本優秀的青壯輩學者。這不僅是因為他年輕而且著作豐富，更重要的是他對日本國家的存在，作出了許多重要的解析與反省。在今日的學科建制下，大部分受專科訓練學者，習於就較小範圍的命題做深入的研究，而無法處理廣泛的時空跨距。學者們多半專精於某個議題，發表了大量的論文；但對於通貫的部份，僅能在二手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教學講授，而無法有研究創見。但小熊英二卻與之相反，不僅研究處理了廣泛的時空範圍（其研究範圍從明治直到當代日本），而且皆為關鍵、重要的問題。這種學術、知識的挑戰本屬不易，更難能可貴的是小熊的著作並非通論性的泛泛之作。他的解析與論點受到學界內外的重視，多次受到相關獎項的肯定，甚至被迻譯為外文。如1995年出版的《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不僅受三多利學藝獎的肯定，更在2002年以A Genealogy of 'Japanese' Self-images為名出版英譯本。
此書與其後由博士論文改寫的《「日本人」の境界―沖縄・アイヌ・台湾・朝鮮 植民地支配から復帰運動まで》（1998，中譯《「日本人」的國境界》），皆是以民族國家想像與帝國擴張為關注焦點；此後小熊的研究視線往戰後日本移動，從討論戰後思想界對日本國家歧見的《〈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2002），乃至討論日本68年學運的兩冊巨著《1968》（2009），都受到學界與知識界相當的重視與肯定。
在優秀的學術表現之外，小熊也經常在報章雜誌上發表觀察、評論，更親身投入社會運動，可說是高度參與政治、社會運動的知識人。在參與社會運動同時，小熊也以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角度進行反思。如就近年來積極參與的反核運動，小熊編著了《原発を止める人びと 3・11から官邸前まで》（2013）一書，不僅紀錄東京的反核運動，也對運動本身進行社會學的分析。其後小熊更進一步進行訪談、收集影像，製成《首相官邸前的人們》（首相官邸の前で），透過剪輯民眾拍攝的影像與不同背景參與者的自我陳述，在兩個小時內展現這場運動的緣起與發展，以及運動內部的多元性。
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學者並非罕見，但像小熊一面積極參與，一面拉開距離，進行學術反思的經歷卻頗為獨特。這也是筆者對小熊的學思歷程中，最感興趣的部份。筆者原先期待在臺大歷史的演講「社會科學與記憶—歷史研究如何能貢獻社會」中，小熊能夠以自身的經驗討論學術知識與社會參與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小熊本人作為一個民主政治／社會的支持者，而其研究也對日本國家性質的（歷史性）解剖用力甚深，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他個人關懷的統一？
可惜的是，小熊在臺大歷史的演講基本上是歷史學中常識性的泛泛而論，也沒有特別提及自己的實踐歷程。儘管小熊並未直接就此給出答案，卻他在25日的演講中，無意間展示了學術知識與社會參與如何可以互為扶持。
戰後日本社會史視野下的社會運動
在25日晚上的演講「日本的社運與學運―1960年代與現代的比較」中，小熊深入淺出地闡述了戰後日本數波重要的社會運動及其背景。小熊指出，戰後日本四波顯著的社會運動，其所處社會、政治背景並不相同：運動所倚賴的社會動員方式亦不相同。60年反安保鬥爭，其動員基礎與當時的政黨社會基礎相似，多半以商店聯會、學生會、工會等共同體組織動員群眾。雖然這場運動後來以「反安保鬥爭」聞名，但當年大眾的主訴求卻是拒絕曾為A級戰犯嫌疑者的岸信介，對於安保法案的反對遠不及對岸信介的反對，因而在岸信介下臺後，運動便告一段落。68年學運則產生於大學招生人數擴充，設備與就業機會卻未同時提昇的背景。對於教學環境長期未獲改善不滿的各校學生，就校內弊端發起了學運。原本因校園環境問題而起的抗爭，隨後由於激進左翼黨派（sector）的介入，才令運動轉向「革命」路線。此時校內學生人數雖多，但彼此並不熟悉，學生的凝聚力，早已不比學生人數仍少的60年。運動自始就存在學生難以組織的問題，也欠缺能令校外社會響應的訴求，最終在激進化後走向瓦解。
隨著人口流動，日本舊有的社會組織如町內會等，在60年代後逐漸瓦解，倚賴這些社會組織的政黨也因此衰退。鄉村居民往城市移動，但在城市中卻舉目無親，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相當疏離。新興宗教便在這種遍地孤寂的狀況下，藉由提供人們心靈上的慰藉而崛起。社會結構的轉變，也反應在政治與社會運動上。此時共產黨透過工會，公明黨透過宗教團體，吸收了許多都市居民。70年代，隨著各地的大量開發，引發了城市與鄉村的環境保護運動。這些環境保護運動成為革新派（社會黨、共產黨等左翼政黨）在取得地方執政權的社會基礎。
約當同時，以反對越戰為主軸的「給越南和平！市民聯盟」（ベトナムに平和を!市民連合，簡稱ベ平連，越平連）成立。「越平連」以理念為號召，以個人為參與主體，而與地方社會較無關聯的活動，正反應了人口流動後日本原有緊密的社會組織鬆動，社會個人化的狀況。儘管越平連在各地都有分部，但這些分部僅是當地的行動者掛名發起，實際的行動則由各地的組織者展開，並未有全國性的協作，是相當鬆散的社會運動組織。
70、80年代的日本正值高度經濟成長時期。此時的自民黨政府一面增加對公共投資與國民年金的財政挹注，藉由公共建設與福利政策，緩和城鄉居民的不滿，日本的社會運動也因而一度沈寂；另一方面，自民黨以企業為中心重組政黨的社會基礎：採行終身僱用主義，員工對公司有高度向心力的各大會社，漸漸取代瓦解中的町內會，成為自民黨的主要票倉。
自民黨的新社會基礎，終究在1990年代因財政匱乏、非典型僱用取代盛行後瓦解，自民黨獲取政權的能力也因之下降，五五年體制（自民黨長期執政）也在此時產生破綻。首先，財政匱乏使公共投資衰退，企業不再能藉由支持自民黨來換取政府標案的大餅，企業對自民黨的忠誠因而不再；其次，企業內部的向心力也因僱用機制的改變而衰落，非典型僱用的員工，對企業的向心力遠遠不如終身僱用者。內在組織原理的改變與外在經濟誘因的喪失，使企業不再是自民黨的社會基礎；而町內會等共同體的崩解趨勢也沒有改變。自民黨舊有的社會基礎瓦解，但卻找不到新的根基，黨員人數因而不斷下降，得票能力也日益萎縮。正由於自民黨的弱化，1993年才有終結五五年體制的細川護熙內閣聯合政府出現。而晚近2009年至2012年民主黨為首的非自民黨政權的出現，也是這個趨勢的產物。
2011年福島核災的衝擊，在社會運動沉寂已久的日本，開啟了新一波運動風潮。這波新的反核運動，也不脫1990年代以來日本的政治、社會結構的影響：運動的發起者，便是已成為就業人口多數的非典型就業青年勞工；傳統的町內會或工會組織也不再為組織者倚賴，透過網路傳播資訊吸引理念相近的個人到場，才是這些行動的動員方式。
新一波的社會運動也衝擊著媒體。在23日晚上《首相官邸前的人們》放映座談中，小熊特別提到：由於長期缺乏群眾運動，日本的媒體在東京市民開始在市區、國會前乃至首相官邸前展開示威抗議時，對這些行動了解甚少，因而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也不曉得從何報導起。全國的媒體都把焦點放在福島，卻對首都的這些行動毫無所悉。在欠缺媒體關注的情況下，他們不僅透過網路動員，也藉由網路散布活動紀錄。這些零散的，市民們藉由網路發起的群眾運動，最後結成了首都圈反核電聯盟，並開啟了每週五晚上固定在首相官邸前進行抗議的日常式抗爭。
以首都圈反核電聯盟為代表的這波社會運動雖以反核為主訴求，但其內涵卻不純然是對核科技的質疑，還帶有對當前日本政治機制無法反應民意的不滿及對未來的不安。而近期以SEALDs為主要號召團體的反安保立法運動[2]，也與311後的反核運動共享類似的社會基礎與方法：不僅參與者來自社會各階層，在國會議事堂前定時抗議，也同樣帶有對日本民主制度的質疑。
在兩個小時的演講中，小熊有意識地將60年反安保、68年學運（全共闘）、70年代的社區居民運動，乃至今日311核災後新起的公民運動放在當時的政治、社會情勢中分析、把握。因而25日的演講，實際上可以說是簡明日本戰後政治社會史。這種總體的視野，正展現了歷史社會學知識與分析如何幫助行動者理解當下，乃至藉由深層的理解，探求未來方向可能性的思考。學問如何可以貢獻於社會？學術研究如何與個人社會行動互為扶持，乃至結合？儘管小熊並未明確的談過這個問題，但卻在25日的演講中，明確地展現了一種可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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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日的演講座無虛席。 |
民主的未來與新安保法制
正如我們一開始提到的，臺灣的聽眾提起經常提起有關戰爭與安保立法的問題。無論在9月23日中研院、9月24日上午臺大歷史學系乃至當晚誠品信義店的新書發表會中，都有聽眾提及相關的問題，小熊也就這些問題，回覆自己的觀點。在9月23日中研院的演講中，小熊討論的是近代、日本與亞洲之間的關係。他試圖透過闡述不同時期國際政治的規則，點出日本在其中的應對。小熊指出，19世紀西方勢力再次進入東亞後，帶來了新的政治體系：「文明國」與「殖民地」。在不能成為「文明國」便難逃殖民地化的信念下，日本成為東亞中最早採納了文明國體系的國家，建立起具有西化的憲法、教育、學術、軍備的明治國家，展開對外擴張。在早期的對外擴張中，日本援引國際法為自己的行為加以正當化，可說是相當適應19世紀東亞新國際關係規則的國家；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卻沒有跟上當時國際協調的趨勢，持續採取擴張的策略，後來更在經濟大恐慌的衝擊下，走上了國家統制、軍國主義的道路。
大戰之後，東亞的秩序以美國為中心進行重編。在美國主導的新秩序之下，東亞各國與美國的關係，遠比各國與週邊國家的關係來得重要。小熊認為，這樣的冷戰秩序也造就日德之間是否負起戰爭責任為其道歉的差距：在歐洲，德國所處處於一個各國共存、協合的外交體系中，因而必須積極面對各國的壓力；但日本所處的東亞，卻是由美國分而治之的外交情境，日本因此迴避了各國的壓力。事實上，德國也同樣受限於冷戰體制，如德蘇之間的戰爭責任問題在冷戰期間並未與如德國對其他歐洲國家那樣受到重視，直到冷戰結束後，德國才進行處理。因此，小熊認為冷戰體系下不同的外交情境與不同位置，影響了日德對各國戰爭責任訴求的處理。
小熊認為，日本是東亞最為適應冷戰秩序的國家，在外交上、在經濟上、在內政上都從冷戰結構中獲益。也因此，在冷戰秩序瓦解之時，日本又再一次地落後於國際趨勢。與一般著重「蘇東波」的觀點不同，小熊認為冷戰的瓦解事實上緣起於亞洲：越南戰爭以後，美國在東亞的影響力下降。到了1980年代，從菲律賓、韓國、臺灣直到中國（卻嘎然而止），在生產、資訊科技的提昇的背景下發生的民主化運動，逐步瓦解了冷戰秩序。不過，相對於週邊國家，此時的日本卻沒有同樣的民主化政治變動。這是因為日本在1952年GHQ結束佔領後，順利地建立起了民主化的政治體系，因而並未受到這一波民主化的浪潮的影響。儘管民主體系早已確立，但日本僵化的政治體系，卻無法順利地面對冷戰後的國際政治情勢。
小熊以日本為主要分析對象所闡述的東亞秩序變遷，與學界一般見解相去不遠，並未有太多突出之處。令人感到興味的，則是小熊在演講結尾時，對當前政治變遷的觀察與展望。小熊認為：在今日世界，隨著人口與經濟的快速流動、資訊科技的發達，過去基於民族國家的代議民主已經無法應對當前的政治挑戰，直接民主的訴求在各地逐漸抬頭，因此可能會有新的，能夠應對這些問題的政治體制產生。如果說，25日的演講著重於回顧戰後日本社會運動的歷程，23日的演講問答，則試圖探索未來將會走向何方。
提問時，與會者追問道：如果現有的體制已經無法應對當前的挑戰，那麼新的政治體制會是如何呢？小熊表示，他不是預言家，也不知道未來會是什麼樣子。不過，他進一步地闡釋他在演講結尾做的觀察。小熊認為，目前民主政治面臨兩大挑戰：一是對國際政治規則的不滿，二是人口流動帶來的衝擊。
就國際政治規則的不滿而言：過去各國之間的國際協議，多半透過民選代表或政府彼此交涉來達成；但在全球化各國協議日益頻繁的今天，不僅國家的自主決策能力下降，這種代表談判模式也無法令國內民眾滿足。受到全球化跨國流動影響的民眾，其問題也未必能夠在國家層次的代議機構中獲得解決。
人口流動則衝擊地方層次的代議政治：舉例而言，某城市可能在十年前決定一項都市規劃，但十年來的人口流動，使得城市人口構成大幅改變，對轉變後的城市而言，當時的規劃可能已經不再合適，也不再為當前的民意所肯定。以定居民為基礎想像的代議民主，因而在人口快速移動下受到衝擊。
當前基於民族國家的代議民主，在國際、全國以及地方的層次，受到不同層面的流動性影響而產生問題。能夠應對這種人口、資訊大量流通的流動性狀況的政治體制，才能成為未來的政治體制。這是小熊對未來民主政治的觀點。
民族所的黃智慧助理研究員則就小熊資訊科技帶來民主化的觀點，以日本的發展狀況提出質疑。黃教授表示：在亞洲國家中，日本的資訊轉型最早，但為什麼日本的政治在80年代仍然是掌握在自民黨手上？民主轉型似乎並未伴隨而生。雖然後來1990年代與2000年代曾有兩次非自民黨政權，但最後都慘敗收場。這樣看來，日本的狀況是否符合小熊的觀點呢？
就黃教授的問題，小熊則表示演講中是大概趨勢的討論，各國實際的演變，會隋各國內部的狀況有所差異。在日本，與資訊科技發達伴生的先是個人化的風潮，而由此開啟的一連串變動趨勢，也使得自民黨日益衰落。因此，日本並非沒有展現相同的趨勢，只是在現象上略為不同。
在日本，人口流動使得人們脫離町內會這些由自民黨掌握的傳統地方自治組織。欠缺新血的町內會不僅無法再掌握地方居民，成員也快速老化，這使得自民黨的黨員大量下降。不僅是在地方，即便是在70-80年代建立起的社會基礎如企業，也在瓦解之中。
小熊以愛知縣為例進一步分析流失的狀況。在愛知縣，建築業、醫師、郵政等部門都出現大量退黨的狀況：建築業的退黨起因於90年代的財政惡化，不再能以支持自民黨換取營造機會；原先散布在鄉里的醫師，在都市大醫院興起之後，已經沒有過去的動員能力，而這些支持自民黨的醫師有一半退黨；小泉的郵政民營化，更使郵政黨員幾乎消失。非典型僱用增加後，公司的動員能力也隨員工向心力的下降而減弱。
可以說，正是冷戰結束前後的人口流動與新自由主義政策，削弱了自民黨的基礎，最後導致2009年的自民黨敗選。在今天，弱化的自民黨不得不倚賴與公明黨的結盟。但在野黨無法團結，以及民眾對民主黨執政的失望，使得自民黨能夠繼續執政。在投票率低於60%的狀況下，自民黨仍可以透過殘存的社會基礎，以及公明黨的支持，擊敗分裂的在野黨競爭而掌握政權。如果投票率低落與在野黨分裂的狀況有所改變，仍有機會出現取代自民黨的政權。日本的社會與政治確實在冷戰結束後產生了不小的變動。
黃智慧教授也就當前的安保立法與憲法修改議題，詢問小熊的意見。小熊表示，憲法第九條是日本國非戰憲法的精神所在。因此改變第九條，事實上就是改變整個日本國憲法的精神。也由於改動第九條是極大程度的改動，要更動第九條的政權，必須有民意極大的支持與肯定，才具有改動的正當性。日本憲法並非不可改動，而為了配合安保體系而進行修憲也非不可理解的想法。但就如前面所提到的，自民黨的支持者以全國而言，實際上是少數，他們僅因投票率低能夠把持政權。在這樣的狀況下，自民黨欠缺國民的信任，也不具有改憲的正當性。
令人憂慮的是，右翼極端份子也包含在支持自民黨的少數派之中。人們因此擔心執政黨另有企圖，在看似沒有問題的法律文字之中，留下操作、詮釋的空間。就如1999年提出看似無害，僅有兩條正文（國旗是日章旗，國歌是君之代）的「國旗國歌法」（国旗及び国歌に関する法律），後來卻推進校園內在演奏君之代時必須起立齊唱那樣，在未來透過延伸法律解釋及行政權力而採取各種意想不到的行動。最後，自民黨曾於在野時草擬相當保守，將公共秩序置於人民權利之上的憲法草案，人們認為若是此時修改憲法，自民黨必將推動這份保守的憲法草案。由於這些因素，安保立法與憲法修改在日本引起民間強大的反對。
交織於東亞的戰爭遺留問題
對日本人而言，新安保立法與憲法修改有著再次捲入慘痛戰爭的憂慮；對週邊國家的人們來說，也扣著日本侵略再起的擔憂。從國際政治的角度看來，戰爭並不會如此輕易的發生。但安倍政權推動修法正逢終戰70週年之際，如此巧合的時間點，自然更加挑動東亞各國的迥異的戰爭歷史記憶。恰巧此次小熊新書《活著回來的男人》的主題之一，正是七十年前那場戰爭的經驗。在各場演講之中，也就免不了對戰爭責任、賠償、記憶有相關的討論。在《活著回來的男人》第九章中提及父親小熊謙二成為共同原告，與中國籍朝鮮人吳雄根一同向日本法院提出朝鮮人徵兵賠償訴訟時，小熊曾論及冷戰局勢如何阻擋了戰後補償／賠償的可能，致使各前殖民地的索賠運動，直到1980年代才伴隨民主化對冷戰威權政權的衝擊而風起雲湧。在此，小熊的討論是為了說明其父親所參與 的行動，因而是以日本國內的索賠運動，延伸至朝鮮系民眾如何爭取賠償為論述的主軸。
相對於此，24日晚間《活著回來的男人》發表會中與談的吳叡人副研究員，則以臺灣經驗為立足點，從前殖民地的角度說明了求償的困境。吳叡人指出，戰後盟國並未給予殖民地人民國籍選擇權，因此以日本人身份請求賠償或補償成為不可能的途徑；其後，在美國的影響下，與日本簽訂和約的各國，都放棄了賠償請求權；1972年中共與日本建交時，也放棄了國家的賠償請求權。至此，前日本佔領地與殖民地人民，僅能以個人身份向日本提出賠償請求或訴訟。這也是1980年代以來，臺籍日本兵等求償行動採取的策略。[3]
終戰七十年之際，日本是否（再次）道歉，也成為許多人關注的問題。儘管安倍晉三最終援引歷屆內閣的立場，做出一份被認為向反對者妥協的談話。但安倍的動向以及日本國是否對七十年前的戰爭作出足夠的反省與懺悔，仍是許多人關切的焦點。24日上午小熊在臺大歷史學系的演講上，也有聽眾援引關鍵評論網上一篇香港部落客Mayi的文章，詢問為什麼現任天皇不能道歉？而對於過去的戰爭，當今的日本年輕人如何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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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熊英二24日在臺大歷史學系演講 |
至於現任天皇是否道歉的問題，小熊則表示：由於在戰前天皇被各種政治人物利用，成為遂行軍國主義的機制。戰後因而對此形成了天皇不介入現實政治的共識；在戰後憲法中，天皇僅被賦予國民總體意識象徵的地位。因此，在今日的日本政治安排中，天皇僅是一個讀政府劇本的角色。無論現任天皇的意願如何，日本政府應該不會許可他自行對外道歉。儘管由天皇道歉似乎是一個好的方案，但要真的落實，需要相當的程序。
提問人繼續基於Mayi的文章追問道：根據文章內的觀點，安倍70週年談話的用語，在日文中是歉意相當強的字眼。那如果（作為國民代表的）首相可以這樣做，為什麼天皇不能呢？
小熊進一步回應道：安倍原先的談話草案，與最後發表的內容其實並不相同。在早先的民意調查中，約50-60%的國民表示政府應對侵略與殖民地統治進行道歉，約25%認為不需要道歉，約20%則表示並不清楚發生了什麼。在這樣的民意下，安倍做出了一個在道歉與不道歉之間折衷的聲明。作為首相，安倍終究不能忽略多數人的意見。
至於天皇是否應當道歉？小熊也做了進一步的說明。他表示輿論界確實存在這樣的聲音，但外務省卻有不同的看法。好比對英國的殖民地統治，由首相道歉並不會有什麼問題，但女皇是否道歉，則會產生不同的議論。正如前述，日本國民也不希望天皇有政治性的參與。儘管對外國人來說，天皇是日本重要的象徵；但對日本人而言，日常生活中並不會特別感受到天皇的存在。對一般日本民眾來說，所謂的天皇就是「在正月一日時出來和大家揮揮手」的人物，並不被賦予政治權力。要讓這樣的存在代表國民作出外交上的重大聲明，似乎不在一般日本人的認識、考慮之中。這樣的觀點當然與東亞各國的民眾看待天皇的態度有很大的落差，但正如其他國家也不知道日本人只把天皇當作在正月時和大家揮手的人物一樣；日本國民多半不曾認識到其他國家的民眾如何看待日本的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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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著回來的男人》新書座談會，左起譯者黃耀進、作者小熊英二、與談人吳叡人。 |
類似的問題，也在新書發表會中出現。小熊除再次回應外，又進一步地就讀者的提問，討論了日本國內外媒體對左右派聲音的不同處理：儘管在國外媒體對日本的右派言論大幅報導；但在國內，卻是這些軍國主義者經常表示自己的意見不受媒體關注。東亞各國的媒體經常表示日本是一個沒有歉意，不知反省的國家。這樣的看法並不算錯，但在日本國內，並非人人如此。過去的民意調查指出，日本國內絕對支持戰爭的人不到10%，批評或反對戰爭的人，隨調查的不同，而在30%-40%不等的比例間擺蕩，其他50-60%的民眾，則是不太關心這個問題。就小熊自身的觀察，這樣的民調數字確實反應了日本社會的真實狀況。小熊表示：當然保守右派的發言非常醒目，但如果大家把這樣的言論當作代表日本的實態的話，對日本國民，對我自己來說都是非常遺憾的事情。而《活著回來的男人》一書，也希望在這樣的日本圖像之外，展現一個普通人的經歷與觀點，呈現日本國內的不同聲音。
在臺灣閱讀小熊英二
此次聯經出版《活著回來的男人》前，小熊《「日本人」の境界―沖縄・アイヌ・台湾・朝鮮 植民地支配から復帰運動まで》一書，便因其處理了臺灣在帝國中的位置而被翻譯引入。除了嘉義大學臺灣文化中心在2011年之後以《日本人的「國境界」》為名，分三冊逐步校訂出版的全譯本外；2012年薛化元教授也在其主編，用以引介日治臺灣史領域，日方重要研究成果的《近代化與殖民：日治臺灣社會史研究文集》中，選錄了該書第四章「臺灣領有」與第十三章「『異身同體』之夢－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這部巨著為我們認識臺灣以各日本殖民地人民在帝國中的位置、理解日本殖民統治與國族界線的問題提供了一張地圖。故而是對日本帝國及日治臺灣史有興趣的讀者，不容錯過的一本著作。《活著回來的男人》一書原在岩波書店著名的《世界》雜誌上連載刊行。直到今年6月完結後，方由岩波書店方以「新書」形式出版。聯經中文版問世距離日文原版問世，不過短短三個月的時間，速度之快，令人驚異。雖然翻譯有些細節處理上的問題，但大體通順。[4]
正如吳叡人教授在新書座談會引介時指出的：小熊在書中將其父親的經驗社會化，將小熊謙二的經歷，視為日本社會之中特定階層的一員加以論述，使得這本小熊謙二的傳記，成為一本跨越戰前與戰後，具體而微的日本社會史。不僅能夠豐富臺灣人對日本乃至東亞戰爭經驗的認識，也能夠給予臺灣讀者在日本高度經濟發展的中產社會想像之外，一個不同的日本戰後社會發展視角。
除了聯經出版的新書，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也在今年六月翻譯出版了小熊英二與上野千鶴子的鶴見俊輔訪談《戰爭留下了什麼》（戦争が遺したもの，2004）。這本書也已可在臺灣的簡體書店購得。《戰爭留下了什麼》的主題是鶴見本人戰爭期間的爪哇軍旅經驗及戰後的思想界參與。與作為社會史的普通人故事《活著回來的男人》不同，這是一本偏重思想史的菁英故事。但恰如《活著回來的男人》添加了社會學的分析，使其成為一本具有社會史意義的著作而不同於坊間常見的回憶錄與傳記；《戰爭留下了什麼》也迥異於一般訪談錄：訪問者在採訪之中，經常表達自己的意見，使得本書與其稱作訪談錄，不如說是基於鶴見經歷的三人對談集。《活著回來的男人》、《戰爭留下了什麼》兩者相互交錯，展現了各具特色卻又互相呼應的閱讀風景，給予我們多重的視角與反思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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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熊英二作品的中文譯本。 |
臺灣的讀者對鶴見俊輔應不陌生，他的名作《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早於1984年由李永熾中譯，以《日本精神史：1931─1945》為名，由學生書局出版。2008年行人文化實驗室又出版邱振瑞新譯。就此而言，《戰爭留下了什麼》所呈現的學思歷程，顯能幫助我們更深刻地理解鶴見在《精神史》中對日本社會與思想界的分析與批評。
但《戰爭留下了什麼》能帶給我們的卻不只於此。儘管此譯本也有一些問題[5] ，但拜其特殊的形式與內容所賜，此書在觸及的議題上、在觀點上都頗有可觀。例如在書中三人曾談及鶴見在爪哇軍旅時期的慰安婦參與與見聞，以及1990年代與大沼保昭、和田春樹等致力於日韓友好與民主運動的知識人一同參與慰安婦補償機構亞洲女性和平國民基金（AWF）的經驗與反省。對於這些經驗，作為性別研究者的上野往往提出尖銳而直接了當的質疑，並未因鶴見是當事人而有所保留。如對於AWF的失敗，上野便質疑當初的構想過於簡單；小熊也表示這樣藉由外圍組織處理問題的方式，是日本政府慣用的手法，一旦出現問題，便將其拋棄。鶴見對於這些批評幾乎是坦然承受，也承認AWF確實沒有達成原先的目的，反而招致了許多問題，與小熊、上野一同檢討AWF的意義與貢獻。（簡中譯本頁45-54）相對於臺灣在國族主義與馬英九總統政治語言的扭曲下，對慰安婦被迫與否問題的扁平爭執，上野、小熊與鶴見之間的交鋒，應能提供臺灣社會對慰安婦問題更多元、深入而尖銳的見解與思索。
而就《活著回來的男人》所涉及的戰後經歷而言。亦有不少通論性的作品可以與小熊的個人經驗對話。如臺灣早已有Chalmers Johnson名作《推動日本奇蹟的手—通產省》譯介，提供以國家為中心的總體經濟分析觀點[6]； 小熊在《活著回來的男人》討論「一億總中流」時引用的橋本健二著作《「格差」の戦後史：階級社会 日本の履歴書》，也在2012年出版了簡中譯本 [7]。對戰後初期的總體社會狀況，則有John W. Dower的名作《擁抱戰敗》可供對照[8]。
觸及日本戰爭經驗與戰爭問題的書籍更是不勝枚舉。甚至在意想不到之處亦可見其蹤跡。如橋本忍《複眼的映像》多為電影迷收藏，讀者多半注意其討論如何拜入伊丹萬作門下，橋本與黑澤明結識、合作以致分夥的過程及橋本對電影的看法。但中提及橋本於戰爭期間感染肺結核，入住傷兵療養所的生活，恰可與小熊謙二的戰後療養所生活對照[9]。更別說在此之外，臺籍日本兵或留日人士相關的回憶與紀錄，也能互為參照，甚至就彼此觀點、敘述相異之處相互叩問：對日本與東亞的人們，70年前的那場戰爭意味著什麼？而日本的戰後經濟發展，在常民的眼中又是如何？將《活著回來的男人》的個人史敘事放在這些相關著作的知識之網中，令彼此激盪、詰辯，必能開啟我們對歷史更多元、深刻的認識。
在這些實證的紀錄、分析作品之外，我們也可以將小熊的作品放在處理相關議題的小說之中閱讀。儘管小熊紀錄的是「實在的」經驗，而文學作品呈現的卻是想像的故事，但這些不同的經歷與形象卻並非純然的虛構，而是有所根據的想像，其中也折射了某種經驗類型與社會現象，因而不乏可與《活著回來的男人》或《戰爭留下了什麼》之間對話的內容。
就戰爭經驗而言，如1950年代極具影響力，臺灣也很早譯介的五味川純平《人間的條件》，乃至著名社會寫實作家山崎豐子一系列相關寫作如《兩個祖國》、《不毛地帶》與《大地之子》，都是直接叩問戰爭及其遺留的作品。此外，我們也能在一些社會寫實作品之中見到戰爭經驗的影子：如宮部美幸《模仿犯》中的有馬義男，便以戰爭經歷與其沉穩內斂的性格連結，展現一種庶民的戰爭觀點。這些不同的經驗書寫與觀點，正可與小熊兩本中譯新書互相參照、叩問。週四吳叡人與談時，也特別將《活著回來的男人》與同樣觸及西伯利亞戰俘經驗的《人間的條件》與《不毛地帶》兩部作品相提並論：指出這兩部作品的主角，都是具有高度良知的英雄；而《活著回來的男人》卻在這樣的英雄敘事之外，提供了一個凡人的視角。
戰爭經驗之外，涉及日本戰後社會經驗的文學、影視作品更是多如繁星，如黑澤明《酩酊天使》、《電車狂》展現的都市邊緣、小津安二郎描寫上班族、日常生活與家庭的電影（甚至小津本人的戰爭經驗） [10]，乃至與描寫通產省官員如何推動戰後復興，城山三郎的小說《官僚之夏》及其改編影集等作品，其中描繪的世界，都與能與《活著回來的男人》互為對話。
即便是不以社會寫實為重的村上春樹，也能與小熊來臺演講的內容及新書《活著回來的男人》相互叩詢：如以學運為背景的《挪威的森林》、觸及戰爭疏散的《海邊的卡夫卡》，乃至緊扣滿州—西伯利亞經驗的《發條鳥年代記》。村上以內向的、偏重都會人孤寂內心與感知聯繫的文學敘事，叩問著戰後日本人的心靈；恰與《活著回來的男人》之中，小熊著重外在世界關聯與分析，描寫在中小企業中打滾，處於社會之中，為了生活打拚的父親的社會歷史學敘事，在形式上成為鮮明的對比，卻又在內容中互相呼應，以不同的角度，映射出戰後日本社會的不同面向。
跨越隔閡才能邁向共同的明天
在臺大歷史學系演講時，小熊認為歷史學者的作用，在於藉由其專業，開拓對話與共識的可能，以促進人們對過去的共識而形成社會。這個意義上的社會，並不限於民族國家的疆界，而是多層次的，而每個人也可以同時屬於多重的社會。對小熊而言，歷史學為了促進共識而存在的；在新書《活著回來的男人》中文版序文與後記中，小熊也表達了類似的想法。序文中，小熊提及自己最尊敬父親具有「同理的想像力」：能在肯認彼此同為人類，享有某些共通人性的同時，進一步地觀察人們所處的不同位置，及其所面臨的結構處境，並而以同理心理解對方的處境與行為，而非僅因處於對立的位置便將對方加以妖魔化。小熊認為，這種「同理的想像力」正是這個世界所欠缺的。若我們希望創造更美好的世界，那麼幫助人們跨越各種界限而互相理解的「同理的想像力」正不可或缺。小熊所說的「同理的想像力」，正與歷史學中所謂神入（empathy），以及歷史思維的部份概念相仿。
歷史學是否為了社會共識而存在，容或見仁見智。但小熊提及的「同為人類」、「同理的想像力」以及溝通的必要，確實是當下世界所缺乏的。社會、歷史往往是複雜的構成，而我們的認知總是不免簡化。儘管如此，但若我們不能時時提醒同為人類以及世界的複雜，放任認知上不可避免的簡化，甚而極端地將他者與過去簡化成臉譜式的圖像，最終往往無助於相互認識，只是強化自我認知模式的偏見，將敵我的壁壘越築越高。若是如此，溝通、和解、共生，遂為不可能之事物，那麼，我們不必憂慮全控式社會的反烏托邦到來，人類自身便將回到個體對抗個體永無止盡的戰爭。
這樣的憂慮或稍嫌誇大，但其實並不遙遠。在今天的臺灣與東亞，我們不乏各種左右翼的僵化認識與漫罵，以及大眾媒體的刻板印象再製，讓我們離互相理解越行越遠。例如，日本政府或其領導人早已經多次在不同的場合以不同的方式，對戰爭相關的不同議題致歉，但在漢語圈仍常見「日本從未道歉」的論調。這樣偏離事實的否定論調，反而導致日本國民對反覆道歉的不滿漸漸高漲。這種民族主義的論調最終刺激的，是另一個與之抗衡而強硬的民族主譯論調，從而令東亞的局勢與各國人民之間更加緊張。
日本是否作出足夠的反省與懺悔？這個問題的討論應當立足於這些日本政府已有的作為之上，檢討其是否足夠，或仍有什麼不足之處。甚至更進一步地從日本社會內部的歧異與對抗，理解日本外交決策的軌跡，而非無視於這些作為及其原因，繼續以紮稻草人的方式，做出不切實際的批評。正如前面所提及，吳叡人與小熊對戰爭賠償問題立足點不同的分析，被國境界分割而處於世界結構中不同位置的民眾之間，觀點與感受必然有所差異。即便是在同一國境之內，也往往是各種立場紛陳。一旦我們不具有彼此溝通與認識的意圖，捨棄結構、多元性與同為人類的共同認識，反而以全稱而否定的論調，繼續這些僅是自我感覺良好，以為佔據道德高位的對抗，不僅無益於面對現實以及其問題，更存在撕裂社群、增加對立的危險。可惜的是，基於各種政治上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原因，許多人仍以鼓吹、再製這種認識為能事。
在這樣的環境中，小熊英二的著作可說為我們帶來一種提醒。透過展現世界的複雜面貌，小熊英二不斷地向同質的、單一的想像挑戰：《日本人的「國境界」》如此，《戰爭留下了什麼》如此、《活著回來的男人》也是如此。也唯有我們認識世界的複雜多元，發揮「同理的想像力」，試著理解結構背景與他者處境的限制與可能，才能達成某種互相理解。只有在互相理解的基礎上，才能避免反思與批判成為不切實際的道德空談。
小熊對日本政治╱社會╱歷史的深入理解，以及他通俗與學術寫作兼優的文筆，使得他的作品能成為一道道橋樑，為東亞各國之間，現在與過去的理解開啟可能。正如小熊在新書發表會上所說的：他的著作可以從各式各樣的角度與方法閱讀。我想，無論是學界內外，都能從小熊的作品中，更為深入的認識明治以來的日本與亞洲世界。據聞，小熊討論社會運動與民主的《社会を変えるには》（改變社會，2012），近日也將在臺灣出版譯本，我們樂見小熊的著作能在臺灣一一引進，也期待能有學術出版社引進更多他的學術專著。在此同時，我們也不妨就此各自出發，以自己的方式，和小熊一同叩問近代日本與東亞的多重面貌，理解不同國界內外，不同人們的想法與經驗。當東亞各國的人們對彼此能有更多的理解時，誤解、衝突與戰爭也才有可能在環中國海的四周消弭。這或許是終戰70年之際，閱讀小熊作品能為我們帶來的一種可能。
本文草稿蒙許仁碩、盛浩偉兩位撥空過目，惠予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註腳
[1] 分別是聯合報記者陳宛茜，〈日本兵傳記憶二戰 「可視為某種道歉」〉，《聯合報》2015年9月24日，http://udn.com/news/story/6809/1206781；阿潑，〈專訪小熊英二（上）：如果寫父親都看不懂的文章，代表這是空談〉，udn鳴人堂，2015年10月1日，http://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5754/1222460、〈專訪小熊英二（下）：大眾媒體已跟不上社會〉，udn鳴人堂，2015年10月2日，http://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5754/1225149；李忠謙，〈小熊英二專訪》人跟人 國與國 最重要的都是信賴關係〉，風傳媒，2015年10月5日，http://www.storm.mg/article/68292。李志德，〈一位平凡日本兵 折射二戰大歷史〉，端傳媒，2015年10月12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013-taiwan-EijiOkuma/。這四篇報導中，以李忠謙、李志德的訪談最佳。阿潑的訪談前言很大一部分是剪裁新書發表會上小熊的發言，有些言論在剪裁之後失去了原有的脈絡。
[2] 有關此次安保立法的主要爭點，可參考林彥瑜，〈日本年輕人為什麼反對安保法制？──從「憲法九條論爭」談起〉，想想論壇，2015年8月5日、6日（上）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4406、（下）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4411。
[3] 有關臺灣的民間索賠、索償運動，可進一步參考蔡慧玉，〈臺灣民間對日索賠運動初探:「潘朵拉之箱」〉，《臺灣史研究》3:1（1996），頁173-228。蔡教授該文寫於1996年，已經是10年前的舊文，但在此之後，筆者尚未見到對此議題相關的漢語學術討論。
[4] 聯經譯本在專有名詞的翻譯上顯得猶豫不決，例如在頁372將日本專指高齡化人口過高而難以維持聚落社會生活的「限界集落」一詞翻為「極限聚落」，又另外出註說明。但漢語裡面並沒有這種用法，似乎沒有特別翻譯的必要。相對於此，頁252的「御用聞」（御用聞き）就採直譯的方式，但譯註卻給錯了意思（應指巡迴各地接受商品預訂的商業手法）。譯本雖然添加了譯註，但作為一本面向大眾的著作，仍有不少專有名詞應出註而未出註，也有一些譯註過於簡略，並無幫助理解。另外譯本也有極少數的段落語句不順，如頁205第二段。
[5] 該書譯者將通常專指戰爭時期日本共產主義者在國家的壓力下，放棄共產主義，甚至轉而支持軍國主義的「轉向」一詞，全部翻譯為不具特定歷史現象指涉意味，也無關於立場與國家權力的「變節」。不僅與一般用法有異，也與鶴見本人對此現象的定義有所差距。有關鶴見的看法，可參見《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邱振瑞譯，臺北：行人，2008）「關於轉向」一節的簡單討論。又如譯者對戰前日本的舊制學校不熟悉，把舊制具有大學預科性質的高等學校直接翻作中學校。
[6] Chalmers Johnson著，姜雪影、李定健譯，《推動日本奇蹟的手—通產省》（臺北：經濟與生活，1985）。
[7] 彭曦等譯，《戰後日本社會階級構造的變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順帶一提，本書與北京大學的《戰爭留下了什麼》譯本，都是笹川中日友好基金會與中國多個出版社合作的「閱讀日本書系」的選書。但這個「閱讀日本書系」的選書則較為深入，撇去翻譯的問題，可以說是相當適合想要更進一步理解日本的讀者們閱讀。我們也期待臺灣的出版社能推出自己的譯本，將這些書引介至臺灣。
[8] John W. Dower著，胡博譯，《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此書三聯書店今年八月又改版重出，未知譯文是否有改動。
[9] 橋本忍著，張秋明譯，《複眼的映像》（新北：大家出版，2011），頁14-29。
[10] 小津安二郎著，陳寶蓮譯，《我是賣豆腐的，所以我只做豆腐》（臺北：新經典文化，2013）。吳叡人24日與談時曾討論到日本人戰爭經驗與反省的多樣性。指出竹内洋曾在《革新幻想の戦後史》中指出在以丸山真男等知識人為代表，對戰爭感到愧疚、反省的「悔恨的共同體」之外，還存 在著對戰敗感到可惜的「無念的共同體」。吳叡人提到這點時，筆者立刻想起的是小津安二郎《秋刀魚之味》（1962） 中，由加東大介飾演的坂本芳太郎，在酒吧裡請老闆娘放海軍進行曲，哼著哼著，對過去的長官，笠智衆飾演的平山周平說：「要是沒有戰敗多好呀。」這是否是參與戰爭，直至湖北前線的小津心中的感觸呢？今天的我們，也已不得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