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14 [時事] 對周婉窈教授〈解構臺灣史課綱所謂十七項「爭議」──根本是假議題，不要跟著起舞！〉的檢討

8月28日按：本文原是〈讓「剛性課綱」更糟的課綱微調〉一文的第一個註腳，因為實在寫得太長了，所以後來決定改成一篇單篇網誌，提前發表。再以自我引用的方式加到註腳之中。今天文章刊出，故添加此按語。

周婉窈教授在7月23日發表〈解構臺灣史課綱所謂十七項「爭議」──根本是假議題，不要跟著起舞！〉一文，針對國家教育研究院提出的十七項爭議提出批評。這篇文章被廣為流傳。但細看之下，卻有許多「想當然爾」的批評，而非根基於史學研究成果進行的批評。筆者也不認同將課綱本文視作一個完整文本，進而認定其具有特定「史觀」的批評進路。這種討論方式是訴諸民族主義的敵我辨識，並不能真正釐清問題。筆者已經就其中「中華文化」與「慰安婦」兩項內容為文檢討。此處再就「原住民族」、「清廷」、「顏思齊」、「領域編排／編年編排」，以及「專業」問題五項做簡單討論：

有關「原住民族」一詞的使用

周教授指「基於各種學術理由，歷史學上我們用『原住民』，不用『原住民族』」，但就筆者所知，歷史學並未對此有任何共識。

 事實上，除了對應歷史上特定的制度或現象外，歷史學界幾乎沒有任何標準用詞可言。周教授這裡的解讀，其實是延續吳俊瑩，〈課綱說：平埔族的歷史不用寫！〉（2014年2月17日），並增添個人意見而成。

課綱中使用「原住民族」一詞沒有問題，過去九五、九八課綱皆曾在主題用過「原住民族」一詞（九五課綱為「臺灣原住民族」、九八課綱為「考古與台灣原住民族」），九八課綱更在重點、說明等欄使用此詞彙。

此次修訂之爭議，是在微調者們以「《原住民族基本法》這樣稱呼，我們就這樣稱呼」這種字面意義的解讀做為修訂的依據，而非肯認對應 Indigenous Peoples 的「原住民族」一詞背後的多元性與集體權。微調者們不僅未增加原住民族之內容，新增加內容多圍繞各種清廷之政治措舉，反而更加排擠本就處於邊緣的原住民族相關內容。

清廷不可以嗎？

周教授認為清廷用詞帶入中國正統史觀，應以清帝國或清代取代之。但學界並沒有肯定清必須為帝國。事實上，「清廷」、「清代」、「清帝國」的用法，本身就是一個可以討論的歷史問題，就如「原住民族」一樣，未必要因為修改者帶有正統觀，而加以反對。

有關此問題，可參見Mark C. Elliott（歐立德），〈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讀書》2014年第1期，頁29-40。

近來學界眼中的顏思齊

周教授以岩生成一的研究，認為顏思齊與李旦為同一人，是鄭芝龍掩其身世的創造，因而主張不應將顏思齊寫入。但近來的海洋史研究，皆不採納岩生成一的論點。新近研究的看法多半認為顏思齊存在，但事蹟不明確。

學界看法轉變的關鍵原因，在於顏思齊確實在中國文獻中可見，而荷蘭文獻中也出現與李旦（Captain China）不同的Pedro China。鄭維中在其博士論文改寫之 War, Trade and Piracy in the China Seas, 1622-1683 一書中，便認為 Pedro China 就是顏思齊：

There is a good reason to believe that Yen Scu-ch'i, a legendary figure who was running deerskin-export business before Dutch arrival, is identical to the Pedro China in the Dutch sources.

Cheng Wei-chung, War, Trade and Piracy in the China Seas, 1622-1683 (Leiden: Brill, 2013), p.262 n. 74.

課綱不應寫入顏思齊，其原因是課綱不應做如此細微之規定，只須要求課本討論當時各國武裝海商／海盜在臺灣的活動即可。顏思齊是否存在，其實不須作為論據。

• 周教授的意見，見周婉窈，〈高中臺灣史教學散策〉，98高中歷史課綱‧大家談，2010年3月9日。 
• 關於提及顏思齊的中文文獻，見Tonio Anderade（歐陽泰）著，鄭維中譯，《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臺北：遠流，2007），頁118-119，註13。 

領域式編排好，還是編年式編排好？

周教授認為領域式編排較編年式編排為佳。筆者認為此二者間並未有絕對的優劣，端視何者更能讓編者交代歷史發展過程而定。如威權統治的影響是多面向的，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領域。在處理此種影響廣泛的歷史現象，無論是過去的領域式或今日的編年式，都存在著割裂的危險。

「專業」的迷思

在反課綱微調的論述中，經常出現「專業」與「非專業」的區分。在周教授的文章中，更有一種「因為我是專業，所以我提出的主張都是對的」的暗示。但問題是，歷史學是一個邊界模糊的學科。事實上，過去二十年最重要的台灣史著作之二：《番頭家》與《米糖相剋》的作者柯志明並不是歷史學出身；建立臺灣法律史這個次學門的王泰升也不是；考察出土牛界以及，建立「原鄉論」、「國家剝削論」和「地域社會論」的施添福也不是。一些社會科學的重要學者如劉進慶、瞿宛文、吳乃德、王振寰、蕭阿勤等，都不是歷史學出身，但他們的研究或理論都影響戰後臺灣史研究甚深。歷史學在學科邊界上存在模糊，這使得「誰是專業」並不能以出身科系為依據。我們也沒有AHA或OAH那樣足以型塑學科面貌的學者社群，能夠在此做為「專業」判準（國內兩大歷史學會：臺灣歷史學會與中國歷史學會對學術界的影響甚微。最基本的問題即是引文格式。臺灣文史類學術期刊引文格式多是 Chicago Style 的中文化與變形，但國內歷史學界根本沒有統一的引文格式，而這兩個學會也不曾主導相關規範）。

對於課綱恰當與否，還是得回到學術成果的驗證上來處理，以學科身份的「專業」劃分來主張論點的正當性，並非有效的主張。

總而言之，周教授指出的問題並非不存在，但周教授的意見並非都受到學界研究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