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週報記者 李懷宇2009-09-30 01:46:42 第46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是我赴台訪問的重要學術機構。所長王汎森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對我襄助良多，還與我同赴台北市的台灣大學、台中市的中興大學、中壢市的中央大學，一路引見學界朋友，相談甚為投機。
在行政與學術間遊刃有餘
王汎森回憶在台灣大學歷史系讀書時，台大歷史系老輩凋零，一般學生似乎也不大了解教授學問的深淺。他記得李濟先生最後一次在台大演講，系裡還得要拉人去聽。逯耀東先生教近三百年學術史，王汎森很少聽課，有一次交完期末考捲出來，逯耀東尾隨出來說：「你就是王汎森！」並說了幾句鼓勵的話。原來他看過王汎森的學習報告，但沒有見過王汎森來上課。
王汎森在大學時代遍讀錢穆先生的著作，曾到素書樓聽講，卻不大聽得懂錢先生的口音，有些事倒是印象深刻：「當時南美有一位總統訪問台灣地區，三軍儀隊及樂隊在機場歡迎他。錢先生認為現代人這種儀式不合古人之道，說是帶一群狼狗去歡迎人家─因為儀隊是帶槍的。那時錢先生還抱怨現代人出國要辦護照，他說孔子周遊列國時都不用帶護照。」
王汎森說讀書時經常到台大文學院圖書館借書，讓他感到興趣、認為可以解答心中對現實及文化問題困惑的書，打開一看，往往上面常有「海光藏書」的印記，那是殷海光逝世之後捐給台大的藏書。雖然沒有機會親炙殷海光，但是「圖書館的大量藏書給我開了一扇窗，那裡有一個世界比我所處的世界要寬。那時台大學生在課內所學的遠遠沒有課外學得多，風氣很自由。黨外雜誌雨後春筍般出現，許多年青人受到影響，漸漸掙脫了國民黨的意識形態。」
台大歷史系碩士畢業後，王汎森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史語所有「天下第一所」之稱，曾經孕育了許多中國現代學術界的重要人物。王汎森常開玩笑說，如果碰到一個學術問題，在走廊上問，問第一個人他可能不知道，問到第二個、第三個，一定會有人知道。
當年留學美國是台灣的風潮，王汎森在擔任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兩年之後，前往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指導老師是史學大家余英時先生。王汎森在普林斯頓度過了一生最為難忘的讀書生涯，在余英時先生的言傳身教之下，進入了新的境界。
從普林斯頓學成後回到史語所，王汎森很快被公認為台灣史學界的新星，成為史語所所長和「中央研究院」院士，在行政事務與學術研究之間遊刃有餘。
激烈競爭剝奪了學者的時間
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室，顯眼處便掛著余英時先生的書法作品。談到史語所早期的發展，王汎森說史語所人才濟濟：「那一代人的精彩，在於他們以全部學養支持一種學問。他們在各種文化裡受過陶冶，以眾部支一部，這樣才能顯出精彩。我剛進史語所時，九十歲才是老一輩，七八十歲是中年一輩，四五十歲是少年，而二三十歲是幼稚園。每次去參加所裡的講論會都很緊張，那些坐在前面的老先生什麼都知道。那時『中央研究院』比較簡單，有個同事在報紙寫了一篇科普方面的文章，結果收到吳大猷院長一張紙條約他見面。吳院長一見到他就說：你是某某某，你寫的文章太幼稚了。」
談到華人世界中無數學人最好的光陰浪費在運動裡，王汎森不無感慨：「時間最重要。光有研究經費不夠，要有充足的時間和自由，研究水平才可以提升。我覺得亞洲的學術界，都在僵硬的指標下激烈競爭而剝奪了學者的時間。而且太多審查、評鑑，以為學問是可以從此刻預測的，這裡面不留下一點雅量和空間。真正有價值的學問是沒有地圖的旅程。」
環顧學術界的現狀，王汎森談到他相當關心的一個問題，他認為近代中國人文及社會科學必須逐步建立自己的學術主體性。「譬如說我們隨便打開一本社會科學的教科書，沒有看到一個中國古人的名字，但是在西方，你看哈貝馬斯的著作，一定是從亞里士多德談下來，充分擷取相關的資源。這個情形將來應該有所改變，不能只拿人家的眼光看自己。我極不讚成夜郎自大，很多話我不願多說，是怕給懶惰的人『如虎添翼』。但我堅持認為不但要充分學習西方，還必須以自己為主體。」
有一晚，我和王汎森先生在台灣大學門口的小館共進晚餐，所談人物多是王汎森的老師輩。最後的話題中心是他的文章《天才為何成群地來》。王汎森認為：凡是一個學派最有活力、最具創造性時，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著「白首太玄經」的工作，同時不拘形式地圍繞著一兩個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對話。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是經常參加社交宴會的英國思想家，當時英國很多人擔心過度頻繁的社交生活會影響到他的學問，但實際上，那常常是他萌生新想法的場合。有一次，他與牛津大學巴利奧爾學院的古典學家談論古昔才子的類型時，這位學者告訴他，古希臘詩人阿爾基諾庫斯有一段殘句：「狐狸知道許多事情，而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後來伯林發現小說家托爾斯泰有細微描寫人類生活的天才，可是他又像刺蝟一樣，希望找出一種包羅萬象的理論，伯林發現用「刺蝟」與「狐狸」正好可以用來形容托爾斯泰作品所呈現的兩歧性。伯林寫成了《刺蝟與狐狸》的小書，立刻傳誦千里。這一番議論，在我看來，正是王汎森多年實踐悟出的心得體會。
「給學術留點雅量和空間」
赴台前，許倬雲先生向我提起：「王汎森是余英時的學生，我們都喜歡他。現在已經不凡了，將來會成大器。」我和王汎森先生第一次見面時，他邀來陳永發先生，我們三人共進午餐，話題中心是余英時先生和許倬雲先生。
普林斯頓的穩重與新潮
人文學科工作者的研究可能跟外在世界有很大的聯繫。余英時先生恰好體現了這一點，但是他也強調他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
時代週報：從台灣大學歷史系碩士畢業後，怎麼就進入了「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王汎森：那時「中央研究院」正好有三個五年計劃，多了很多名額。我那時正在當兵，除了已經出版的《章太炎的思想》一書外，另外加寫了一篇長文章（後來變成我的第二本書《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許久之後我才知道，當年入所的審查者之一是余英時先生。
時代週報：余英時先生在上世紀70年代用中文寫作，是一個重要的轉機。
王汎森：我曾對余先生說：「如果你不是上世紀70年代開始進行大量的中文寫作，在美國會是一個成功的教授。但是進行了大量的中文寫作後，你成為這個歷史文化傳統中重要的一分子，不僅是一個成功的學者而已。」余先生沒有反對。他的文字開始介入社會時，大家都覺得很新：原來古代歷史、思想可以這樣談。
時代週報：普林斯頓大學是余英時先生教學的最後一站，從密歇根大學，到哈佛大學，到耶魯大學，最後是世外桃源般的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很奇妙。
王汎森：我跟余先生是同時到達普林斯頓，他那時剛好從耶魯轉過來。我還在做助理研究員的時候，已經聽到各種傳言說余先生要到普林斯頓。他到普林斯頓演講，好像寫了一首詩，有人從中讀出他有移居普林斯頓的意思。後來真的落實了。
時代週報：余英時先生怎麼教學的？
王汎森：他比較注重引導你，讓你自己去發現。他很鼓勵學生嘗試各種可能性。他看西方的書很多，很及時，舊學也很厲害，所以對題目的潛勢看得很恰當，知道研究的可能性在哪裡，限制在哪裡，知道怎麼把研究引到有意義的方向。這不是一般老師能做到的。一般老師可能理論講得很好，但不一定對那個領域的材料掌握得那麼深。余英時先生是兩者皆長，對研究生影響更大。一般大學要在課外見到老師比較難，但普林斯頓學生不多，學生要見教授，通常只要敲個門就可以了。學問很多時候就是聊出來的。我跟余英時先生的談話有時集中在台灣當時的政治形勢，不僅僅是學問。
時代週報：余先生從來不只是書齋裡面的人，對外面的世界很關心。
王汎森：一個人文學科的工作者，他的研究就可能跟外在世界有很大的聯繫。余英時先生恰好體現了這一點，但是他也強調他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
時代週報：在普林斯頓跟牟復禮先生熟嗎？
王汎森：熟。他當時好像剛剛退休，半年在科羅拉多，半年在普林斯頓，像候鳥一樣來去。我跟他談話不少，當時我正在做和傅斯年相關的課題，他在我信箱放了紙條，說洪承疇的某個後代是史學家，要見傅斯年，傅斯年說不見。
時代週報：你是不是在普林斯頓展開了一個新的學術階段？
王汎森：當然。最重要是讀其他國家的歷史，還有其他學科。我在普林斯頓遇到德文、法文、拉丁文等語言問題，在總圖書館攔下人問，通常攔到第二或第三個人就一定能解決。在史語所裡遇到學術問題，遇到三個人肯定能解決。學習是無形的，必須有一個很大的知識底子，才能更深入揭示正在研究的問題的意義與深度。普林斯頓是個老學校，有極其穩重的一面，也有極其新潮的一面，穩重的多一些。我認為我的留美生涯有不太成功之處：我沒有真正融進美國的生活，比不上胡適那一代，對美國日常生活的層次介入很多。普林斯頓的學生很少，有人開玩笑說它是採用「勞斯萊斯主義」，通常研究生一來就有獎學金，直到畢業，同學之間來往很不錯，不需要把別人弄倒才能生存。還有就是功課壓力太大。我記得我唸過一門課，要求看的書我總是看不完。有個統計說，要把老師指定的書看完，需要三倍時間，而且不吃不喝不睡。其實這些書單主要是讓你知道這門學問的大致情況，不是要全部讀完。
莊子之道無礙於科學民主
大家只以為章太炎是個怪人，只知道他跟革命有關，他的文章難讀，但對他的思想沒有瞭解，所以我就想深入探討。
時代週報：你最早的著作是《章太炎的思想》，那時為什麼對章太炎感興趣？
王汎森：有一段時間我發現中國近現代的很多思想發展都跟章太炎有關，他像個「總機」。小時候以為他只是跟著孫中山鬧革命的，「中華民國」這個詞就來自他的文章，後來發現他是思想文化轉變的一個重要人物，所以研究他。章太炎的文章很難讀，當時我找了一個導師希望得到一些指導，他說：「你自己看吧，章太炎的文章，我自己也看不懂。」大家只以為章太炎是個怪人，只知道他跟革命有關，他的文章難讀，但對他的思想沒有瞭解，所以我就想深入探討。此外，我在台大唸書的時候對梵文有興趣，而章太炎的著作也提到一些印度思想，這符合我當時的好奇。
時代週報：你從美國留學回來台灣已經發生變化了？
王汎森：台灣發生最大變化的那幾年我剛好在美國求學。蔣經國去世了，黨禁報禁沒了。《中國時報》和《聯合報》是當時最大的報紙。《中國時報》的董事長余紀忠先生認為我應該保持對台灣的關注，每天空郵報紙到普林斯頓給我。有幾個留學生總向我借報紙看，其實我自己都不看，功課太忙了。
時代週報：我聽說余紀忠先生有段時間想把你拉到《中國時報》任職？
王汎森：那是我唸書時代的事吧。當年兩大報社印報紙像印鈔票似的，兩大報社的董事長都是「中常委」，都是台灣最有力量的人。余紀忠先生是一位很有文化品位的報人。我記得普林斯頓的一位老師當時正在辦一個歐洲最老牌的漢學刊物，可是普林斯頓不願支持。後來透過余英時先生幫忙，是余紀忠先生掏腰包資助這個刊物。大概是2000年的一天，老同事王文陸看見余紀忠先生和他的隨扈在史語所附近徘徊，說是剛與李遠哲院長見過面，想要順便看看我，文陸兄大為吃驚。因為那一天我正好不在，余老先生就回去了。他好像對我有一種錯愛，一直希望我做些什麼事情。這些年來，我對他始終感到抱歉，從沒為他做過任何事。台灣有一個時期，學術和文化的區分沒那麼大，彼此之間都談得津津有味，大家也認為學術人可以擔當很重要的責任。今天就不是了。我在上世紀80年代當兵的時候，碰到很多老軍人，他們都說真正偉大的軍事領導者必須是個學者。
時代週報：你自己近十幾年的研究都集中在明清到民國時期。為什麼？
王汎森：我認為，15世紀以後中國社會、經濟、文化變化很大，這五百年西方的變化也很大，所以這五百年是很重要的。我不把這幾百年切開來看，因為這段歷史跨度長、變化大，能觀察的東西多。那也是我隱隱覺得中西開始分叉的很重要的一個時代，當然沒有兩個文明是一樣的，但在此之前，我覺得中西分流沒這麼大。我一直受一個說法的影響：一個歷史學者深受他研究對象的左右，選中一個多姿多彩的時代與一個平凡的時代，能發揮的餘地不大一樣。
時代週報：你研究的重點跟張灝先生的研究頗有關係。
王汎森：以前讀古書常看到某人從一開始就「遙接三代」，後來我才發現，即使像張大千也不可能一開始就遙接古人，而是先受當代的名家影響，然後上溯到古代去。所以我們這個年紀做思想史研究的人，多多少少跟余英時、張灝、林毓生等很多位先生的研究有關係。
時代週報：這個轉型時代實際上對現代生活天翻地覆的變化有很重要的影響，就是李鴻章所說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王汎森：恐怕最令人擔憂的是主體性。我在一些場合偶然說過，我們受某種歷史哲學影響很大，認為時代跟它的各種文化表徵有機地生長在一起，沒有發展出科學的文明，其潛能中便沒有科學的種子。所以花各種力氣去為傳統文化曲證、開脫。但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今天這一步，是否還需追問這些問題？以台灣為例，物質和科技已經發展到這個高度，隨時可以回去跟傳統文化作有機的對話，並不存在明顯矛盾。因此，要塑造一個文明，不能再侷限於1900年到1960年關心的東西。今天不一樣了，你盡可以大談莊子的生命之道，但不礙於科學和民主的生活。
不要打扮古人
人文學者往往要花大量的時間、精力為人文學科的特殊性說明、辯解，這是很可慮的現象。
時代週報：不管在大陸、香港還是台灣，總是在特定的政治語境下產生一些現象。在開放黨禁報禁之後，台灣的學術自由有什麼樣的困惑？
王汎森：蔡元培、胡適、傅斯年的思想在上世紀60年代到上世紀80年代都是推動台灣的重要力量，在上世紀90年代以後談的人漸漸少了。「總統」都可以隨便罵了，所以人們覺得自由民主沒有那個急迫性了。我禮拜六去參加殷海光基金會的演講會，林毓生先生講人權的問題，在場幾個聽眾都是香港和大陸的。台灣人不在乎這個了，是可喜，還是可悲呢？可喜的是，那個肅殺的年代已經過去了。可悲的是，我們對人權、民主的深刻內涵理解還不夠，而人們已經不感興趣了。
時代週報：許倬雲先生說，在中央研究院，文史在20世紀是很重要的學科，但在21世紀，生物科技壓過了一切。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在台北南港五十多年，前後有過三個大門，分別象徵文科的時代、數理的時代、生物的時代。最早的一個大門，兩旁是人文學科的幾個大所，現在的大門一路過去，兩旁就多是生物方面的研究所。我所遇到的「中研院」院長，對文科都是很支持的。當然他們風格不一，吳大猷先生帶有樸實的科學主義心態，李遠哲先生基本上總是幫著我們，他不干涉、打壓，只會給更多的錢。翁啟惠院長也是一樣。生物科學形成壓倒性的優勢，跟時代有關。人類基因譜系解碼以後，那個世界太寬了。人文沒有碰到一個重大的表述和內容的革命，即使美國、法國也是如此，上世紀60年代受現象學、結構、解構的影響，出了多少大學者，但近幾年，似乎也比較消沉下去了。這是整個世界人文學科應該注意的問題。1985年，劍橋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昆丁·史金納（Quentin Skinner）出了一本書《大理論的復返》（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the Human Sciences），舉了福柯等幾個例子，覺得這些人代表大理論的復返，不再是小枝節。但現在又變了，大理論有退潮之勢，下一波不知道是怎樣。但台灣有個現象，沒有一個人文社科的學者擔任學術領導者，這是很不好的。人文學者往往要花大量的時間、精力為人文學科的特殊性說明、辯解，這是很可慮的現象。
時代週報：未來史學研究會不會出現新的方向？
王汎森：我不敢預測，不過可以確定會有一些新做法。譬如把過去一二十年各種新研究方向，綜合成一個新的理論的養分；譬如在思想史方面，把現實生活世界跟思想、制度做更巧妙的結合；譬如不把古人打扮成現代人，不把中國歷史打扮成西方歷史，而是多層次地細緻地瞭解古代的思維，或是更多地把歷史看成是四面八方的因素作用而成，同時任何一個歷史事件也會向四面八方起作用。不過，史學有一些基本的任務與特質，如何守住這些東西是非常重要的。
時代週報：將來的史學研究要注意哪些問題呢？
王汎森：章太炎說過一句有意思的話，學術裡面也有政務官與事務官之分。政務官是部長，次長。其他人是事務官。事務官主要是在做專門領域的事情。我越想越覺得這話有道理。將來史學研究，碰到的問題是事務官太多，政務官太少。現在電子數據庫及網絡這麼流行，要掌握材料撰寫一個主題，每個人都做得到。但接下來是思考，是拔高層次，是開拓新範圍、新方向、新園地等方面的工作。我擔心人們都在做事務官的工作，而忘了政務官的工作。政務官有兩個工作，一個是關於意義的思考，一個是做整體的、前瞻性的工作。將來學術界有什麼新方向，應該是政務官和事務官相輔相成去完成的。學問要有心思才有意義。其實我覺得現在全世界的學界都是事務官很多，缺政務官。
實習生李卓凡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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