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中國通史》是自1977年日本講談社出版之「新書東洋史」中，選出前四冊譯出彙編而成（分別為伊藤道治《中国社会の成立》、谷川道雄《世界帝国の形成》、竺沙雅章《征服王朝の時代》、岩見宏與谷口規矩雄合著《伝統中国の完成》，稻鄉出版社後來也各自出版單行本），涵蓋自石器時代以迄於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歷史。是目前臺灣史學界通行的中國通史教材之一。說起來，30年來史學界對於中國歷史的認識當有更進一步的發展，書中許多史實、詮釋已經跟現今研究不符。如書中伊藤道治對於新石器考古發現的斷代，將二里頭視為早商文化的遺跡，但今日視為夏文化遺跡之觀點較為普遍（如張帆《中國古代簡史》、許倬雲《萬古江河》）。又如將安祿山的「雜胡」仍作西域、突厥混血兒解，與今日栗特人（Sogdian）的觀點亦不同（參見王小甫，《隨唐五代史》）。由此觀之，這本書似乎早應被淘汰。但為何此書仍被許多教師採用呢？除了新近漢語學界適合用作中國通史教材的著作不多外，本書強烈的「議題性」，應是最主要的原因。本書作者們在論述時並不是簡單的分門別類敘述，而是依據當時中國史學界的焦點議題來構築論述體系，以此論述史實的發展。這種寫法與常見的中國通史著作不同，一般的中國通史著作往往以正史、政治範疇為主軸。這樣的通史著作缺點在於欠缺因果的、整體的視野，尤其是在論述社會、經濟演變時往往隨朝代斷裂，容易淪為背誦各代要事。但本書的作者們則試圖以議題為基礎，多面而有機的去勾勒整個時代的特徵，這使我們更能夠掌握、思考整個中國史發展的脈動。
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來說明該書的多面性。如唐末藩鎮割據的議題，這本書處理的面向涵蓋文化、軍事、財政等面相，包括長期以來的胡化、作為中原與契丹間的緩衝，武人政權與唐文化保存、北傳的關係。但一般的漢語學界通史著作，卻不會作這麼多面相的處理，如張帆《中國古代簡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僅處理緩衝區以及財政上的問題。再如鹽專賣制是中國古代很重要的制度，前引張帆的著作對此少有著墨，但在本書中，卻處理了鹽專賣制與唐末大亂、明清晉商、徽商崛起的關係。用心的讀者自然可以從此發現鹽專賣對於中國歷史的重要影響。
以體系架構為主進行論述也是本書的一大特色。例如伊藤道治以「中國農業文明的起源問題」、「殷周（V.S.春秋以後）國家的性質問題」、「從法治主義走向禮教主義的政治-社會秩序」作為考察先秦史的三個主要問題，由此展開他對於先秦史的論述；而谷川道雄則是以「世界秩序的崩解及再造」、「公私問題」、「共同體與貴族制」等數個主要的思路展開魏晉南北朝史的考察；竺沙雅章則試圖展現南北兩路在五代迄元的不同發展進程；岩見宏與谷口規矩雄則試圖將明清的各項重要發展間作有機的聯繫。
這些體系未必得當，如谷川道雄過於強調共同體的作用，對於魏晉反禮教的議題、南北門閥差距的處理就有待商榷。但我以為這樣重視體系、問題，以及各現象間有機聯繫的風格，相較於平鋪直述的寫作方式，更能夠刺激學生的因果、聯想思考，也更能夠展現歷史學作為一種持續探討、論爭中之學術的本質。儘管本書已經是30年以前的老作品，但對於已經熟悉基本史事，想要更進一步了解中國史的讀者，仍有相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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