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在本書中試圖以資源爭奪造成的社會記憶變遷，來詮釋族群認同的變動，並且由華夏邊緣的考察來論證此論點。這樣一種考察族群關係的政治─經濟理論似乎與以現代國族主義為考察對象的《想像的共同體》之論述更加根本且全面。但在書中仍有一些問題有待商榷。首先，在書中王明珂並沒有仔細的去討論「資源」的內含。而王氏的資源乍看之下似乎指涉姿然資源、生產資源。但竊以為若王氏的理論成立，則需要將「資源」所指的內含擴大：不僅是生產資源，更包括在此基礎上建立的生產方式、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組織。這是由於在族群的紛爭之中，人們並不一定會直接赤裸裸的以「資源」來思考，有時反而會以社會制度來做為其主張的立場。例如常見的「獨裁中國V.S.民主臺灣」的論點，其中民主與獨裁並非僅是資源切割考量下所任意選擇的價值分界，其本身即是被界定成需要被「保護」的資源。
再者，王明珂對於社會記憶持一種相對的觀點，這是對歷史學──或任何以「過去的事實」為研究對象的學問──的根本打擊。如果歷史記憶僅是人們彼此之間爭奪資源的工具，則歷史學家──以及歷史研究，在現代社會中又將何去何從？ 更甚者由王明珂的觀點出發，則王明珂的論著亦將因此成為一種爭奪資源的工具。其中的分界何在？王明珂對此並沒有回答。這也是許多將學術研究相對化、解構化的論述之問題所在。
最後，關於「華夏邊緣」的論證，亦有不少問題。其一：在有關羌人的討論中，王明珂以《史記》與《後漢書》中「羌」的地理位置改變，來說明羌、氐僅僅是漢人對於西方分散式遊牧社會的稱呼，並非某族的自稱。但他並沒有說明，何以不少五胡十六國的君長仍然被指為羌、氐人？這是因為這些君長在漢化以後接受了漢人對羌、氐的概念？還是有其他原因？如果是因為接受漢人觀念，這些羌氐君主又如何統御其族部落民？王氏雖然表示要考察例史上的羌人認同受限於史料，使其幾乎不可能。但如果吳太伯的故事可以考察，則五胡十六國時的羌氐國家應亦可稍作探討。
其二，王明珂認為華夏對農業定居的族群開放其邊界，希望能夠將之納入華夏。在書中王氏以朝鮮為例，但朝鮮並不接受華夏的認同。若我們深入思考，則朝鮮的例子似乎顯示：華夏邊緣的成立，並不只是同質社會的同化及異質社會的他者化，亦包涵同質社會的他者化。但王氏並未由此思路深入探討朝鮮的案例，僅是以社會科學化的敘述作簡單的詮釋。但若此思考得以形成，則其邊緣理論所立足的生態環境造成的不同資源利用方式，以及對資源的保護，並不能夠完全的說明華夏邊緣的形成，它顯然仍受到其他因素影響。
以上僅略就記憶所及舉一二。整體而言，王明珂提出了一種詮釋觀點，但顯然這種詮釋觀點仍然不能夠完整的詮釋族群互動的關係，華夏的形成──以及與之相關歷史族群問題，都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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