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
本文寫作期間，曾經與一些師友討論過。這些師友給予的意見往往在兩個不同的端點上：一端認為此書不宜以嚴肅的學術標準評斷：一端則認為應直書問題，無須考慮太多。這樣的問題來自於本書的口訪者多數並非史學專業出身，我們並不確定其口訪的能力以及團隊內部的分工如何。因而在寫作時，最大的難題是便是應該以什麼樣的標準來評判這本書。
讀者若有聽聞過史明演講，應該會知道他講話相當慢，也有一些口音，這本身在做成逐字稿上便是相當的負擔。此外還包括訪問團隊的成員多數似乎欠缺經驗，而且年齡上與受訪者相距太大，在對話時雙方是否有相當的權力，亦是問題。但筆者終究並非親身參與，無法確認實際狀況。再者，即便考量實際狀況可能遭遇的種種困難，本書仍然有一些難以合理化的問題，例如註解上的離譜錯誤。因此最後仍決定將此書評刊登於個人的部落格上。
本篇書評不是要否定史明口述史團隊的努力，事實上，正如筆者在最後所言，這樣的口述工作可以說是相當高難度。但作為一個具有歷史學背景的讀者，筆者認為這些問題仍然有與其它讀友分享的必要。筆者自我衡量，認為此書評可能稍嫌苛刻；事實上，如果以相同的標準來看，可以發現許多口述訪談可能都有不少問題。但筆者能肯定的是，這些批評應未至苛責，亦不至於失實。希望這篇書評，能使各位《史明口述史》的讀者能夠更為清楚這套書可能存在的缺陷與問題。甚至更進一步理解口述材料本身的侷限與不確定性。以上幾點說明，希望讀者在閱讀本文時，能夠多加留意。
2014年10月28日增添部份超連結。
2014年11月14日：文章刊出之後，筆者又翻閱了一些口述歷史。發現其中有所缺憾者並不在少數。說起來，《史明口述史》仍不算太差。而這篇小文章亦稱不上書評，故把標題改為「讀《史明口述史》」。
傳奇人生
去年一月出版的《史明口述史》（以下簡稱《口述史》），自始即受到各界矚目。不僅博客來OKAPI曾以專文介紹，日前更榮獲金鼎獎圖書出版獎肯定。而《口述史》的銷售量亦表現不俗。筆者於2014年7月購買時，已達三刷。以口述史而言，應是相當亮麗的銷售成績。
正如金鼎獎得獎評語所言，此書最難能可貴之處，在於受訪者以90餘歲高齡受訪，仍能相當清楚地闡述其生平經歷。尤其書中對史明在日治時期的求學、生活與中國經驗，乃至後期長期投入的海外臺獨活動，都有相當豐富的描述與觀察。《口述史》的出版，對研究、理解經歷日本統治的臺人認同，以及海外臺灣人、臺獨的發展，乃至戰後臺灣的政治等面向，想必都將有所貢獻；而書中史明的傳奇經驗與堅定意志，也必能帶給一般讀者精神上的刺激與省思的空間。
儘管書中呈現的生命故事相當精彩，但本書卻有不少採訪與編輯上的問題存在。這些問題不僅損及內容的完美呈現，更可能造成部份讀者的錯誤認知。以下便就筆者學知所及，提出幾個問題提出討論。
問題一：失落的細節
儘管《口述史》篇幅不小，內容亦稱豐富。但相較於其他整理得當的口述史，筆者閱讀後的第一個感受卻是書中有許多敘述不完整的地方。如第一冊早稻田求學經歷的部份（第三章），便經常令筆者感到敘述有頭無尾。在該章中，史明敘述他在學時的早稻田學風，指出當時學生經常與教授聊天，師生關係相當親密（頁66-67，71-72），他也提及教世界政治史與憲法的老師令其印象深刻。但是令人感到疑惑的是，這些往來親密、印象深刻的教授姓名，史明卻幾乎沒有提及。
史明早稻田經歷的敘述篇幅確實不少。在該章稍前，史明便表示自己乃是受到《中央公論》等雜誌上所刊載的早稻田教授文章吸引，因而對該校產生嚮往（頁64）。既然早稻田大學的教授對入學前的青年史明有這樣的吸引力，而入學後的師生關係也相當親密，那麼史明理應多少記得這些教授們的姓名。但在書中，史明除了提及教授文學的西條八十外，幾乎沒有提到其他教授的姓名。這些使史明對早稻田產生嚮往的教授是誰？是否有教授的身教、言教或思想對其產生重要的影響？可惜的是，《口述史》並沒有為我們提供這些問題的答案。
縱使史明的敘事中更強調的是學風自由與自學的經歷。但史明畢竟是對早稻田這所學校有著嚮往的。他的嚮往是否在真正受教之後失落？他又如何看待學校的大部分課程？又或者，史明並沒有機會受教於那些嚮往的教授呢？對此，《口述史》中僅提供了中國史、哲學、文學等領域的零星訊息，使我們難以得到完整的圖像。雖然史明的思想形成並非僅受到早稻田經驗的影響，但這些細節的缺陷，不免使欲從此書理解思想形成的筆者感到些許失望。
一般而言，在口述訪問的製作過程中，會於每次訪問後整稿，並找出不完整或需要進一步釐清的地方，以便在下次訪問時追問。[1]是故口述訪談雖因受訪者的態度與記憶，而有詳略不一的狀況；但憑藉反覆的追問，對於同一個主題的內容，多半會儘量給予清楚而完整的交待。[2]相較之下，《口述史》卻見到不少「有頭無尾」的敘述。這也許是史明年歲已高，不復熟記。若是如此，採訪、編輯在整理成敘述時，也應指明敘事者已不復記憶，使一般讀者及研究者了解這部份的資訊已不可能透過口述來取得。但本書卻沒有採取這樣的作法，讀者因而無法知悉這是由於口訪者沒有持續追問，或是受訪者已經遺忘這些細節。
這類有頭無尾的問題，並非僅出現在第三章。我們不妨再舉一個例子：史明在第四章中陳述在上海做地下諜報員的經驗。但是，他自己如何判斷其從日方套取之情報是有用的？又以什麼樣的管道、方式匯報上去的？這些可說是諜報作業的基本細節，但卻找不到任何敘述交待。在這樣的例子中，細節的缺乏，不僅影響著口述史本身的完整性，甚至影響著我們判斷史明的陳述是否可靠。
問題二：是切實的情報，還是道聽塗說？
在《口述史》中，史明不僅對臺獨各陣營之間的往來活動有所評述。對於戰爭時期一些在中國的臺灣要人之活動，也提出了不同的說法。其中當以謝春木（謝南光）在上海做雙面諜，以及李友邦遊走於國民黨、日本人之間做生意，這兩個說法最令人注目。
書中史明回憶：抗日運動的要角謝春木在上海做雙面諜（冊一頁128，又冊二頁60）。然而，謝春木不僅在臺灣是特高關注的對象，在上海經營的通訊社亦以反日聞名，領事警察對其活動更多所措意。雖然謝氏曾遭國民黨方面以日本間諜之名逮捕，青山和夫也在回憶錄中認為他是日本間諜，戰後重慶更有人散布謝春木是日本間諜的傳單。但以謝氏與日本政府的關係來看，要成為能獲日方信任的間諜似乎頗有問題。[3]謝氏如何可能是雙面諜？史明的判斷何來？《口述史》中並沒有進一步的交待。
史明提及李友邦打著臺灣義勇隊的旗號做生意，在杭州遊走於國民黨與日本人之間（冊一頁123）一事，也與學界現有的理解不同。目前有關臺灣義勇隊的研究與回顧，不僅指出臺灣義勇隊經濟困難，也指出臺灣義勇隊與中國共產黨存在曖昧關係，以至於1941年新四軍事件後，國民政府便緊縮其資助。[4]這些都顯見國民黨與臺灣義勇隊的關係不佳。而李友邦本人自青年時期便已至中國求學，與日本之淵源似乎不深，浙江亦非其早期活動據點，在這樣人生地不熟的情況下，李友邦又要如何在浙江遊走於國民黨與日本人之間呢？這些與現有理解不同的訊息，若有進一步的來源交待，都有著於讀者判斷可信度與史料價值，可惜《口述史》團隊似乎未措意及此。
史明抵達中國是在1942年下半年，但該年5月底，日軍便已攻陷臺灣義勇隊的駐地金華（臺灣義勇隊的駐地非杭州，史明的回憶有誤），臺灣義勇隊也因此於6月奉命遷往福建；1942年時，謝春木亦已不在上海。史明的這些記憶，顯然不可能來自直接的往來。而他也自陳與當時在中國的臺灣抗日運動要角往來不多（冊一頁123-124），因此其訊息似乎也不可能來自當時在滬的楊肇嘉、李應章（李偉光）等人。究竟史明所述是切實的情報，又或者是把當時各界對臺灣籍民的誤解信以為真？由於訪問者似乎沒有進一步就這些資訊的來源做追問，我們無法知道這些說法的來源為何，也就無法肯定這些訊息的史料價值。
總而言之，「有頭無尾」的問題可能是來自於受訪者的記憶衰退。然而沒有就謝春木、李友邦等人的活動訊息，進一步探問資訊來源，恐怕是由於口述史團隊並沒有意識到這些說法與現有說法不同，若有進一步的確認，便能增強其史料價值。這，就不得不說是團隊的專業有所欠缺了。
問題三：欠缺相關背景知識
事實上，全書最清楚顯示口述史團隊專業不足的地方，乃是註釋。一般口述訪談鮮少出註，至多只是標注人名。[5]史明口述史團隊之所以為全書加註，應是希望讀者能夠更了解史明所經歷的時代。但正如下所述，該書的註釋問題頗多，事實上不能達到幫助讀者理解的目標，反倒是全書最令人感到失望的地方。
就註解中的錯誤而言，如第一冊史明提到荷蘭時代結首制時（冊一頁53），引用的應該是伊能嘉矩以來的日本學者的誤解，這部份王世慶已經有專文所澄清。[6]但註解者顯然不清楚這部份的研究，以至於在解釋結首制之後，畫蛇添足，稱「這裡史明所指應該是自荷蘭時期就存在著移民團體拓荒的社會形態」（第二章註16）。在同章稍前處，史明回憶地方耆老口中的清代士林故事時，提及「當時在林爽文佔領臺灣兩三年的時光中，士林也有林爽文的部下駐守，後來這些人戰死了，被民眾埋在芝山岩，稱做是『大墓公』」（冊一頁47）史明已明白地說道是士林芝山岩的大墓公，但註釋者居然毫無留意，在註釋中給了土城的大墓公（第二章註10）。[7]
再者如冊一頁56史明提到當時仍稱原住民「生蕃」。「生蕃」為日人用法，「生番」為清代用法。《口述史》行文以「生蕃」，註腳中卻稱這指的是清代臺灣的「化外之民」（第二章註18）。此處不只在用字上有所錯誤，將專指未服從清廷權威之原住民的「生番」，解釋為清代臺灣的「化外之民」，亦有失精確。化外者，王化之外也。它可以指漢文明所不及之處，亦可指清廷版圖所不及之處。例如姚瑩《東槎紀略》卷三〈噶瑪蘭入籍〉中，引用嘉慶皇帝給阿林保的上諭，其中提到「蛤仔難居民，現已聚至六萬餘人，且盜賊窺伺時，能知協力備禦殺賊，深明大義，自應收入版圖，豈可置之化外？」。這裡的「化外」，指的是清廷統治所不及之處。而柯培元《噶瑪蘭志略》中稱「臺人之善分黨類也，匪獨漳、泉為然，且處處有之．漳將與漳分，泉將與泉分，忌克在中，牢不可破，雖為化外之民、盜賊之侶，無不盡然。」這裡的化外之民，指的顯然是非清廷統治所及的漢人，而非「生番」所指涉的，清廷統治所不及的、漢化程度甚淺的原住民。因此，以化外之民來註解「生番」，是極不恰當的。（以上兩段引文皆引用自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第二冊史明提及戰後日本臺僑處境部份的註釋處理，[8]表現更是一塌糊塗。像是史明提及中華民國華僑總會（冊二頁58），指的應該是中華民國留日東京華僑總會或日本中華聯合總會（筆者從上下文推斷，認為以前者的可能性較大），但編輯團隊卻以鄭彥棻在臺北組織，隸屬中國國民黨的華僑救國聯合總會作註（第十章註1）。有趣的是，在前面提到高玉樹組織青年團，擔任團長時，卻出現了「作者按」，說明這個青年團長應該就是「東京華僑總會會長」（冊二頁36）。顯示團隊成員確實知道東京華僑總會的存在。[9]
稍後史明提及的「中國班」（冊二頁60），指的應是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但並未見到口述團隊的進一步確認或出註。又財閥解體（冊二頁38）的部份，註解者不選擇為財閥解體出註（尤其是補充史明口述中未提及的各財閥曾於戰爭中協助軍方的背景），反而為三井、三菱等財閥出註，對於讀者理解財閥解體之概念亦沒有太大幫助。而事實上，這些註釋也因為對「財閥解體」的輕描淡寫，無法提供這些財閥的簡「明」面貌。
有關「第三國人」的註解亦有疑義。書中冊二頁36提及「第三國人」時，僅以括號標注指「朝鮮人、臺灣人」。令人不清楚這是史明本人的說明，還是編輯團隊所註。「第三國人」主要是戰後才出現的稱呼，原意是國籍非屬盟軍各國與日本之外的人，臺灣、朝鮮等前日本殖民地人民此時法律地位不明，也屬於第三國人的一類。但這些第三國人似乎沒有史明所稱的特權。[10]反倒是戰後初期物資匱乏的日本，「第三國人」與黑市的結合，引起了不少犯罪問題。[11]儘管後來第三國人主要指稱在日臺灣與朝鮮人，但在某些用法上，似乎也包括在日中國、琉球人。[12] 此外，尚須注意的是，史明在冊一中使用過「第三國民」（冊一頁44、52）一詞，這是否與第三國人同義，又或者指三等國民，則未見出註或校正。
正文中也有一些常識性事實上的錯誤。如把寫《失樂園》的彌爾頓錯當成法國人（冊一頁77、頁78）。雖未知是史明口誤或是口述史團隊整理時誤植，但就筆者理解的一般口述歷史操作方式，這類常識性錯誤應在校稿時中便予以更正。口述史團隊在此不僅沒有更正，亦沒有出註指出史明的回憶有誤（在冊一頁104處，口述史團隊便出註指出史明對潘漢年的回憶有誤）。另外開設振亞銀行的「王柏榮」亦被誤植為「王伯榮」（冊一頁117）。[13]
問題四：註釋草率、體例不清
註釋的目的，是使讀者能夠更為了解敘事所鑲嵌的人際網絡或時代背景。因此，在下註的時候，除了簡單介紹人物的生平、特質，也應該說明那個人在當時扮演的角色。像史明提到跟鄧小平打過照面（冊一頁178），應當交待鄧當時的職位，在共產黨中的地位如何，這樣能使大家更為了解提及此事的意義何在。但註腳中卻沒有補足這點，這是註者不夠細心的地方。相較之下，《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的編輯者便相當清楚這層考慮，幾乎所有的人物資料都提供了該人物在當時所擔任的職位或最近一次的職務任命。
就體例而言，全書的人物註腳亦不一致：有些人物並沒有給予生卒年、有的外籍人士並沒有原文或英文名，甚至有的註腳內容貧乏，與沒有註腳一樣。例如第三章註23「列寧」，（冊一頁93）不僅沒有生卒年、原文名或英文名。其註釋內容「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稱他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偉大導師和領袖』」亦非常浮泛，不僅沒有提及其對俄國革命的參與與其後執政，對於他的無產階級專政概念、對帝國主義的批判，與其對國際共產革命的影響亦沒有任何著墨。
事實上，這一個註腳恐怕是擷取自《維基百科》「列寧」條目的第一段概述。使用《維基百科》作為參考資料，並不一定是問題。[14]但本書大量使用《維基百科》作為註釋參考資料，甚至是將《維基百科》各條目的第一段概述複製貼上後進行刪減，留下基本資料與一句或兩句的概述。[15]其結果便是產生如第六章註10（冊一頁157）三八式步槍那種將平假名與羅馬拼音都列出的詭異註腳。[16]這種作法實在不是一個負責的註解團隊應採取的作法。更不要說甚至出現第六章註14（冊一頁175）劉伯承的註釋中，忘了把註腳號拿掉的低級錯誤。
總的來說，全書對註釋資料來源的說明相當不清楚，僅有少數註腳說明出自《臺灣歷史辭典》或《臺灣史小事典》等參考書。大多數的註腳不僅沒有說明出處，而且對讀者了解背景脈絡並沒有幫助。這些都顯示出該書的註釋工作相當草率。註釋本是吃力之工作，不僅一般口述訪談皆不出註，許多出版史料亦不出註。是故《史明口述史》團隊決定添加註釋，本是美事一件。但這樣草率的作法，反倒弄巧成拙，成為全書最大敗筆所在。
結語
《史明口述史》是一個觀點與經驗互相辯證的生命敘事。書中許多史明對當時東亞世界與臺灣人處境的看法，都與他個人經驗的緊密相連。史明生命故事的呈現，無疑讓我們對這個日漸遠去的時代，增添更多元的了解。但不可諱言，此次《史明口述史》的出版，確有不少瑕疵之處。
在口述材料的採集過程中，訪問者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好的訪問者必須要熟悉相關的時代背景，並且藉由自己的背景知識，來向受訪者挖掘更多的訊息。最基本的：訪問者必須吸收、消化受訪者所陳述的敘事，找出其中需要補充，或者進一步探問的細節。訪問者的存在，使得受訪者不能迴避尷尬的問題，也讓受訪者的個人敘事更能與時代脈絡產生連結與對話，筆者以為，這正是口述訪談與自傳最重要的差別所在。但正如筆者前面舉出的各種問題，在《史明口述史》中，採訪、編輯團隊是否善盡其責，恐怕需要打上一個問號。
口述工作本非易事，尤其是對高齡90餘歲的長者進行口述，更是不容易的工作。就此，口述史團隊的努力與付出，仍值得我們的敬佩與推崇。但《史明口述史》終究是面向大眾出版的一份口述訪談，更何況，此書可能成為史明的最後陳述。因而它不僅應符合一定的知識要求，也要面對史學者的考驗。筆者僅以一個歷史學徒有限的學知，將拜讀後的疑慮與問題在此列出，以供各界指正。而若筆者所述確實，也盼出版者仍再未來再版時，對這些問題做進一步的處理，以求本書的盡善盡美。若能如此，亦是讀者與研究者之福也。
[1] 有關口述歷史的製作方式，坊間已經有不少專書，如Donald A. Ritchie著，王芝芝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台北：遠流，1997）、Paul Thompson 著，覃方明等合譯，《過去的聲音：口述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Beth M. Robertson著，黃煜文譯，《如何做好口述歷史》（臺北：五觀藝術，2004）。讀者若僅欲了解最基本的簡單流程，可以參考黃富三教授主持之《臺北市歷屆市長議長口述歷史》（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1）的前言，見該書頁1-3。
[3] 目前有關謝春木最詳盡的中文研究，應推何義麟，〈臺灣殖民解放運動的先鋒——謝南光〉，收於氏著《跨越國境線——近代台灣去殖民之歷程》（臺北縣：稻鄉出版社，2006），頁15-59。以上敘述基本參照該文。何氏引用了大量的領事警察報告與《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但就國府方面的史料運用較少。對於謝春木何時加入國際問題研究所，展開對日情報工作，亦沒有辦法給予切確的斷年。不過領事警察報告中推斷陳旺成（黃旺成）可能是謝氏所經營之華聯通訊社成員之一。或許隨著《黃旺成日記》的陸續刊行，我們可以對謝氏在上海的活動有更多認識。
[8] 史明此處回憶似乎忽略了澀谷事件前後臺人地位與處境的不同。以及第三國人與戰勝國人民的不同，還有戰後初期在日臺灣人對自己國際法上身份的誤解。有關此時的海外臺灣人國籍問題，可參考湯熙勇，〈恢復國籍的爭議：戰後旅外臺灣人的復籍問題(1945- 1947)〉，《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17：2（2005），頁393-437。但湯氏並未很好的處理國籍問題的國際法基本架構，僅從檔案中爬梳了問題的概況。對於日本的情況，亦可再參考何義麟，〈戦後台湾人之国籍変更与国家認同──以渋谷事件之考察為中心──〉（２００１年度 財団法人交流協会日台交流センター歴史研究者交流事業報告書）（臺北：財団法人交流協会，2002）。
事實上，史明對1945年以後，直至1952年自己抵達東京以前的臺人在日本的狀況，皆是聽聞而來，其可信度有待考驗。例如史明也提及高玉樹之所以被送回上海，是由於高氏組織青年團，為了衣料問題帶人去大藏省談判，談判時使用暴力，因而被美國憲兵逮捕，遣送上海（冊二頁36-37）。但高氏本人兩次接受口述，皆表示是因澀谷事件（1946年7月）受牽連。我們無法肯定高氏自述即為真，但此兩說差異極大，仍有待進一步的考證。參見黃富三主持，《臺北市歷屆市長議長口述歷史》（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1），頁19；高玉樹口述，吳君瑩紀錄，林忠勝撰述，《高玉樹回憶錄：玉樹臨風步步高》（臺北市：前衛，2007），頁37-43。
事實上，史明對1945年以後，直至1952年自己抵達東京以前的臺人在日本的狀況，皆是聽聞而來，其可信度有待考驗。例如史明也提及高玉樹之所以被送回上海，是由於高氏組織青年團，為了衣料問題帶人去大藏省談判，談判時使用暴力，因而被美國憲兵逮捕，遣送上海（冊二頁36-37）。但高氏本人兩次接受口述，皆表示是因澀谷事件（1946年7月）受牽連。我們無法肯定高氏自述即為真，但此兩說差異極大，仍有待進一步的考證。參見黃富三主持，《臺北市歷屆市長議長口述歷史》（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1），頁19；高玉樹口述，吳君瑩紀錄，林忠勝撰述，《高玉樹回憶錄：玉樹臨風步步高》（臺北市：前衛，2007），頁37-43。
[9] 在此處尚有另一問題：高玉樹確實做過東京華僑總會會長，但也不能排除高本人另外組織過青年團，此處之「作者按」不曉得是否已經做過確認。而口述史中出現「作者按」，究竟此作者是史明，或是採訪編輯團隊？實在是令人摸不著頭緒。若是前者，那麼就是史明「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若是後者，採訪編輯團隊又在什麼意義上能自稱「作者」？妙的是，本書之作者確實標示為史明口述史訪談小組。
[12] 「第三國人」的起源與實指在學界仍有爭議，但大體是指戰後初期的在日朝鮮人與臺灣人。後一種包括中國人、琉球人的用法，筆者只在John W. Dower所著的《擁抱戰敗》中看到，不排除是Dower簡化論爭的說法。見John W. Dower著，胡博譯，《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頁94及其註腳（見頁135）。
[13] 王柏榮為路竹王家，臺南仕紳王開運為其伯叔。參見許雪姬，〈1937-1947年在上海的臺灣人〉，《臺灣學研究》13期（2012-06），頁9。另有關王氏家族在上海的活動，可參考吳淑美口述，「美世紀」網站
http://www.meicentury.com/
。
[14] 使用《維基百科》的問題在於，這些條目的內容很可能沒有經過查證。若有更好的資料來源時，應該避免使用《維基百科》內沒有列出任何參考書目，或者列出參考書目但沒有給予任何腳註的條目。因為這些條目的內容可靠性並無法被第三方文獻或權威單位（被普遍認可具有充足能力或嚴謹編輯態度的編撰、出版單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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