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時即接觸史景遷著作，看的是敘述晚清迄民國來華的洋人顧問事蹟的《改變中國》、以著重領導人內心世界的《太平天國》二書。但當時未理解何以史景遷如此受人推崇，而書中內容也隨著時間逐漸淡忘。大學時，曾再讀過他的《康熙》，及他最早中譯的一本著作《胡諾望的疑問》，這兩本書更迷離，讀完後茫然不知所以然：到底史景遷想要表達什麼呢？
這次春節年假返家，拿起架上前幾年購入的《婦人王氏之死》閱讀，才明白史景遷的功力所在。在書中，史景遷以地方志書、蒲松齡《聊齋誌異》、黃六鴻的官箴《福惠全書》為主要素材，由巨而細，層層鋪陳，最後聚焦在王氏之死的故事作結，將一個明末清初華北地區的小鄉村中，人們的生活世界揭露於世人眼前。
第一章「觀察者」是對史料的討論，包括內容、性質以及作者的生平和觀點，較為特別的是史景遷採用了蒲松齡的小說《聊齋誌異》作為史料，並在書中大幅引用，這在當時可說是相當前衛的作法，今天臺灣史學界也仍少此類作法。
第二章「土地」，則是對郯城的地理介紹，包括水文、物產、交通、災害。史景遷著重在郯城地區經常性的天災，以及政府稅收體制的僵化、侷限與不公。他探討這兩個問題如何相互構成郯城平民的重擔，而地方上的權勢者：地主、鄉紳、商人等又如何逃避稅收，乃至魚肉鄉里，進一步加深造稅收體系的不公與壓迫。
第三章「寡婦」則討論在清帝國法制底下的寡婦處境。史景遷在此應該是想要建立一個婦女狀況的概述。但受限於中國傳統史書的記載方式，他只能選擇以寡婦：最常被地方志書以及案件彙編記錄的女性來作為討論的主角，透過寡婦的處境來刻劃清代婦女在家庭中的境況。他們受到男性建立的價值觀約束，也受到男性的壓迫，而必須在男性的律法中以其智巧找到生存的空間：包括自己以及子女的生命、財產安全。在這些案例中，夫方家族往往為了財產而使盡手段要讓寡婦改嫁，女子的困難處境往往使現代的我們感到不可思議。
第四章「爭鬥」則以蒲松齡〈崔猛〉一文以及黃六鴻《福惠全書》中一則圍捕地方劣豪王氏的記載。這一章講述清代的前現代治理無法如今日的政府一樣控制地方。官府對於地方治安的維護是薄弱的，受限於官府的額員、地方疆界、以及地方利益網絡，無法有效的逮捕犯人，乃至地方官或證人的安全也無法有效維繫。因此對於地方上有力的土豪劣紳胡作非為，官府或默不作聲，或心有餘而力不足。
第五章是本書的書名：王姓婦人私奔的案件。開頭再次回到地方志書、蒲松齡筆下的女性角色。他從女子從夫的傳統道德要求談起，並舉方志中對滿清征服戰爭時烈婦行為的描寫為例，接著談到蒲松齡筆下故事中女性的弱勢地位。這樣的弱勢不止在一般的婚姻中，也在通姦關係之中。王氏婦人的案件來自黃六鴻的記載。王氏與情夫私奔，而後返家。某天夜裡與丈夫爭吵後被殺。而後丈夫誣指鄰居為兇手，卻在官府的偵辦下被揭穿為元凶，而官府在酌量案情後，並未以《大清律》加以處置。
書明雖名為《婦人王氏之死》，但其主旨卻可說是討論明末清初時華北山東地區的鄉村社會。在這個社會裡，官府與律法雖然力量有限，但並非無所為。鄉紳土豪、胥吏是地方最有權勢的一批人，他們有能力抗拒官府的權力，乃至把持。這個社會是男尊女卑的。而女性要在此體系處境險惡，要維護自身權益，若非有相當的聰明才智，稔熟法律規定，恐怕只能向上天祈禱，盼神明保祐。而王氏的故事便是在這樣的社會下產生的一個案例，甚至可以說是一個通例。因而史景遷藉此做為總結全書的關鍵。
史學研究不僅要爬梳史料、檔案，更要進一步做出判斷、論點、鋪陳敘述的結構。一般的史學家多以邏輯式的敘述方式，依時序或主題將所要敘述的事物整齊的排列。史家所需完成的工作，史景遷皆未遺漏，但卻在敘述上超越了尋常史家。他對材料的選用，情節、架構的安排，優秀的敘事文筆，使歷史敘述帶有小說般的魅力。但不知為何，其著作結尾部分往往相對無力，甚至有些開放。
史氏著作的另一個特點，來自於對主角心理世界的探索與傳達，從《康熙》、《胡若望的疑問》、《太平天國》、《改變中國》等書，一樣可以觀察到這個特點，楊照因此稱其為「中國心靈的轉譯家」。他所欲了解的中國，不是堆疊的、分析的、去個人化的，而是人性的、活生生的。李孝悌教授在前言說：「我們有大量關於中國近代區域和地方社會的研究，在看完一個個真實的數字、圖表或成篇累牘的徵引文字後，卻依然對被研究的社會、人民，一無所知。」這便是指此種使讀者與史家一同神入（empathy）歷史情境的能力。
史氏的這本《婦人王氏之死》初版於1978年，與1983年Natalie Zemon Davis的《馬丹‧蓋赫返鄉記》（中國譯《馬丁·蓋爾歸來》，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微觀史學名著）卻有異曲同工之妙，可以互相參看。
這次春節年假返家，拿起架上前幾年購入的《婦人王氏之死》閱讀，才明白史景遷的功力所在。在書中，史景遷以地方志書、蒲松齡《聊齋誌異》、黃六鴻的官箴《福惠全書》為主要素材，由巨而細，層層鋪陳，最後聚焦在王氏之死的故事作結，將一個明末清初華北地區的小鄉村中，人們的生活世界揭露於世人眼前。
第一章「觀察者」是對史料的討論，包括內容、性質以及作者的生平和觀點，較為特別的是史景遷採用了蒲松齡的小說《聊齋誌異》作為史料，並在書中大幅引用，這在當時可說是相當前衛的作法，今天臺灣史學界也仍少此類作法。
第二章「土地」，則是對郯城的地理介紹，包括水文、物產、交通、災害。史景遷著重在郯城地區經常性的天災，以及政府稅收體制的僵化、侷限與不公。他探討這兩個問題如何相互構成郯城平民的重擔，而地方上的權勢者：地主、鄉紳、商人等又如何逃避稅收，乃至魚肉鄉里，進一步加深造稅收體系的不公與壓迫。
第三章「寡婦」則討論在清帝國法制底下的寡婦處境。史景遷在此應該是想要建立一個婦女狀況的概述。但受限於中國傳統史書的記載方式，他只能選擇以寡婦：最常被地方志書以及案件彙編記錄的女性來作為討論的主角，透過寡婦的處境來刻劃清代婦女在家庭中的境況。他們受到男性建立的價值觀約束，也受到男性的壓迫，而必須在男性的律法中以其智巧找到生存的空間：包括自己以及子女的生命、財產安全。在這些案例中，夫方家族往往為了財產而使盡手段要讓寡婦改嫁，女子的困難處境往往使現代的我們感到不可思議。
第四章「爭鬥」則以蒲松齡〈崔猛〉一文以及黃六鴻《福惠全書》中一則圍捕地方劣豪王氏的記載。這一章講述清代的前現代治理無法如今日的政府一樣控制地方。官府對於地方治安的維護是薄弱的，受限於官府的額員、地方疆界、以及地方利益網絡，無法有效的逮捕犯人，乃至地方官或證人的安全也無法有效維繫。因此對於地方上有力的土豪劣紳胡作非為，官府或默不作聲，或心有餘而力不足。
第五章是本書的書名：王姓婦人私奔的案件。開頭再次回到地方志書、蒲松齡筆下的女性角色。他從女子從夫的傳統道德要求談起，並舉方志中對滿清征服戰爭時烈婦行為的描寫為例，接著談到蒲松齡筆下故事中女性的弱勢地位。這樣的弱勢不止在一般的婚姻中，也在通姦關係之中。王氏婦人的案件來自黃六鴻的記載。王氏與情夫私奔，而後返家。某天夜裡與丈夫爭吵後被殺。而後丈夫誣指鄰居為兇手，卻在官府的偵辦下被揭穿為元凶，而官府在酌量案情後，並未以《大清律》加以處置。
書明雖名為《婦人王氏之死》，但其主旨卻可說是討論明末清初時華北山東地區的鄉村社會。在這個社會裡，官府與律法雖然力量有限，但並非無所為。鄉紳土豪、胥吏是地方最有權勢的一批人，他們有能力抗拒官府的權力，乃至把持。這個社會是男尊女卑的。而女性要在此體系處境險惡，要維護自身權益，若非有相當的聰明才智，稔熟法律規定，恐怕只能向上天祈禱，盼神明保祐。而王氏的故事便是在這樣的社會下產生的一個案例，甚至可以說是一個通例。因而史景遷藉此做為總結全書的關鍵。
史學研究不僅要爬梳史料、檔案，更要進一步做出判斷、論點、鋪陳敘述的結構。一般的史學家多以邏輯式的敘述方式，依時序或主題將所要敘述的事物整齊的排列。史家所需完成的工作，史景遷皆未遺漏，但卻在敘述上超越了尋常史家。他對材料的選用，情節、架構的安排，優秀的敘事文筆，使歷史敘述帶有小說般的魅力。但不知為何，其著作結尾部分往往相對無力，甚至有些開放。
史氏著作的另一個特點，來自於對主角心理世界的探索與傳達，從《康熙》、《胡若望的疑問》、《太平天國》、《改變中國》等書，一樣可以觀察到這個特點，楊照因此稱其為「中國心靈的轉譯家」。他所欲了解的中國，不是堆疊的、分析的、去個人化的，而是人性的、活生生的。李孝悌教授在前言說：「我們有大量關於中國近代區域和地方社會的研究，在看完一個個真實的數字、圖表或成篇累牘的徵引文字後，卻依然對被研究的社會、人民，一無所知。」這便是指此種使讀者與史家一同神入（empathy）歷史情境的能力。
史氏的這本《婦人王氏之死》初版於1978年，與1983年Natalie Zemon Davis的《馬丹‧蓋赫返鄉記》（中國譯《馬丁·蓋爾歸來》，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微觀史學名著）卻有異曲同工之妙，可以互相參看。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