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史學研究底下的城市發展往往是線性的，理所當然的，今日的城市由過去的城市演變而來，似乎連續一致，自然而然。蘇碩斌《看得見與看不見的臺北》卻指出現代的臺北並非「自然」產生的，而是在日本殖民時期引進現代的統治技術才得以完成。1929年，總督府土木局營繕課長井手薰，以愉悅的語調在廣播節目中稱道台北市為「美麗可愛的中型都市，如果要繼續改善，還有很多向上提升的餘地，這點我很有信心」。然而30年前，被視為自強運動要角的清廷臺灣巡撫劉銘傳，在建設臺北城的奏摺中，卻充滿無力感，只求能夠核銷經費，完全看不到井手薰的自信與願景。何以前後三十年的兩個人卻對臺北的建設有如此不同的觀察與評價？作者指出這並非來自於個人的才能差異，而是兩人完全鑲嵌在不同的兩個國家權力運作體系之中。而今日的臺北便是在此兩種體系的經營之下而得以浮現。
正文首先講述臺北的開發以及三市街的出現。從早期因欲望未被開發而豐饒的初民社會，到西班牙、荷蘭佔領下進入世界體系中的經營，而在鄭氏時期中斷。清廷領有臺灣後，基於治安成本與開墾收益間的考量，而採消極的統治方式，在此時期，漢人民間墾殖的力量建立了艋舺與大稻埕兩個聚落。清廷至牡丹社事件後才展現基於國防考量的積極治理，而臺北城便是在此思考下誕生，但貫穿整個清領時期，臺灣雖與現代世界體系有所接合，但現代社會並未誕生於臺灣島上。
文中大量引用了現有的理論作為分析的依據，如在討論初民社會時，採用薩林斯的初民社會豐裕論；論述荷、西統治時，引用華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談論清代的治理時，使用邵式柏提出的治安成本╱開墾收益間利益考量的問題、黃仁宇的數目字管理論點。討論艋舺的興起時，引用施雅堅的中國標準城鎮概念、林玉茹的臺灣河港系統，指出艋舺的興起乃是做為農產品以及貿易中心而出現，並對艋舺是由行政機構設置因而發展迅速的論點提出反駁，指出官方力量在台北早期發展的微薄。
作者又以杜贊奇就中國地方社會運作所創之「權力的文化網絡」概念分析艋舺的地方社會，並且指出郊不只是商業組織，也是艋舺地方的地域組織。1853年頂下郊拚以後，同安人移居大稻埕。作者解釋大稻埕的發展與艋舺乃是不同模式，大稻埕是由於1860年開港通商以後，接受洋行進駐，並經營茶葉貿易而興起。也因此大稻埕具有兩個層次的市場：與中國往來的郊商以及與世界貿易體系掛勾的茶葉市場。而郊商仍然在此仍然扮演地域組織的角色。
台北城是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後，清廷因海防需要而轉為積極治理後籌建，而台灣第一位巡撫劉銘傳更在城內推廣「現代〈西化〉政策」，但這些西化政策並沒有使現代社會隨之而生。國家的權力無法穿透由紳商領導的地方社會而直達人民，作者花了一章的篇幅去討論清代治理的前現代性。清代的治理能力仍然如黃仁宇所稱「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僅僅重視稅收而未能掌握人民與國土，在縣以下的基層對國家統治者而言是由鄉紳主導的地方社會掌握的不透明社會。至此，作者又以頂下郊拚來說明紳商在地方社會的領導地位與商郊的權力結構。
該章最後以劉銘傳的清丈與鐵路工程為例，證實以上的論點，並指出清代並未發展出現代社會，也藉此反駁了李國祁對現代化起點的論斷。文中指出，現代社會的產物：鐵路，無法在傳統的統治知識體系與地方社會中運作，以致問題叢生，後來日人必須捨棄劉銘傳路線，重新建構鐵路。
日本統治以後，展開現代的殖民治理，首要之務便是要能夠掌握基層與國土。在臺北城市建設的案例中，蘇以人文地理學者段義孚的「地方」與「空間」的區隔，指稱這掌握國土的行為是空間均質化（消除特異的、有意義的地方，使其成為可任意規劃的空間）、空間視覺化（使統治者能穿透不透明的地方社會而切確掌握國土與人民，將統治者成為可見的）。
作者首先討論地方社會的變化，一方面傳統的紳商或離台，或退隱，漢學教育也逐漸被打壓；二方面新式教育推廣，新一代的社會領導階層接受國家推動的新式教育，在性格上乃是依附國家，傳統社會領導階層的地方性被破壞。
不只是士紳本身的改變，統治者也有積極的作為。日本政府一面收編士紳、地方組織成為行政體系下屬，如將原只有租稅功能的保甲改造成地方行政組織，將郊商改造為單純的商業乃至祭祀組織，建立紳章制度加以籠絡士紳階層等；另一面則建立綿密警察體系，使其成為統治者的耳目與手足，政府可以直接掌握基層。與此同時，總督府也開始由公共衛生管理，開始推展臺北的都市規劃，並且隨著對地方控制的增強，規劃的範圍也穿透了臺北城牆，三市街一體的臺北市於焉出現。
在此基礎上，總督府推動各種土地、戶籍的調查。透過數字與圖像的表達，使得空間均值化、視覺化。經由這樣數目字的管理，臺北也才成為可規劃的臺北，統治者不僅看得見也下得了手，能夠依循現代都市的原則，將臺北的空間穿透，打造成可見的現代臺北。1932年的都市規劃亦是此統治知識體系的產物。
透過理論的引用、政治與社會結構分析、歷史事件的社會分析，蘇碩斌揭示了現代空間在台北降臨的過程，指出臺北的發展並非線性史觀下的自然而然，而是經由地方社會、清廷、日本各種力量經營的結果。作為一個社會學者，蘇碩斌對清代中國城市研究、清代臺灣史、台北市史的重要著作有很好的掌握，並成功的將其與現代性、現代都市的相關研究結合，使得台北城的歷史脫離了直線史觀下的沿革式書寫，而是具有理論框架，具歷史社會學意義的「現代性誕生」之探討。對於理解清、日兩國在臺灣的治理有相當大的幫助。儘管該書有一些排版上的錯誤，在論述三市街興起時，也忽略了淡水河淤積的自然因素，但整體而言，仍是相當值得推薦的著作。
02-19補充：
日前看柯文（Paul A. Cohen）《在中國發現歷史》（中華書局增訂本，2001），覺得這篇書評的論點有可以修改的地方。主要有兩個問題是我先前沒有注意到的：一點是蘇碩斌的書處理的主要是「傳統─現代」範式，從統治者史觀出發，對於原有的地方領導階層以及普通平民的觀點較少著墨，因此也可能忽略了地方社會在日本建構統治臺灣之現代政策時可能的作用，書中這些地方社會往往是被收編的對象，而沒有討論到這些人如何應對、乃至可能影響日本政策的訂定（涉及殖民現代性的問題，可參考張隆志評論柯志明《番頭家》的書評）；另一點是理論與史料間的問題，蘇碩斌是在理論指導下閱讀史料，還是彼此交互參閱？書中行文往往先提理論而討論史實，是否有為符合理論而將史料削足適履？蘇碩斌這本書自論文修改而成，有關理論方面討論似乎被刪去了。此部份非研究中國、臺灣地方社會的專家，無法判定。
現在書已經歸還圖書館，不在手邊，沒法對整篇書評作通盤檢討。但整體而言，蘇碩斌整本書對我而言最重要的啟發是以臺北城的發展為實例，說明了什麼是現代性。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