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給逯氏這本著作兩顆星的評價似乎不算公道。畢竟是30年前的舊著，用漢化作為核心概念來詮釋拓跋魏的發展也是時代潮流。然而整本書的問題並不只是漢化中心，而是循環論證。逯氏在書中大多數的論文中並沒有說明何以他的論點可以從史料中成立，而是以提出論點→以論點解釋史料→以此解釋回證論點的論證方式餔陳文章。這種寫法其實頗類似英文寫作中的「主題句」，但論證過程太過單薄，欠缺考慮，文中所舉史料往往不能夠佐證逯氏的論點。這樣的問題通貫全書，遂至「不忍卒讀」。
逯氏本身對於社會科學的認識恐怕是很稀少的，經常以「常識」妄下定論，使其論述頗多值得商榷。例如他在〈北魏前期的文化與政治形態〉中提到發展農業的問題，認為「除了這過渡地帶原有的農業基礎影響外，最現實的原因，還是由於拓跋氏的勢力不斷擴展，不僅獲得大量的牲畜，並且還掠劫了大量的人口，加上那些歸附的部落，原來的社會經濟基礎，不足維持所統治人民的生活，因此不得不從事農業的生產」然而這個人口擴張使得拓跋氏不得不發展農業的論點，並沒有任何的史料佐證，亦非必然之事。諸如此類「想當然耳」的論斷在書中頗多。
又書中往往此處論斷與先前論斷互有牴觸而未見處理。同樣在〈北魏前期的文化與政治形態〉一文中，他認為「拓跋氏以一個文化落後的遊牧部落，一旦君臨中原以後，雖然在內心隱藏著文化的自卑，可是在表面上卻不能不維持統治者的優越感，因此對於文化水準超過他的中原士族顯得非常苛刻」將拓跋氏對中原士族的態度，歸因其自卑的心態。但逯氏在該文稍早提到拓跋氏原有部落律法相當嚴峻，其君主亦喜好法家。則此中原士族的問題，亦可放在這樣的認識下加以探討。但他卻未做這樣的處理，而是直接將中原士族特殊化，另外以文化角度詮釋拓跋式對於中原士族的態度。但這樣做的同時，也未將其對中原士族與代北大族兩者的態度做比較。這樣的論點不僅不夠嚴謹，亦使逯氏自相矛盾。〈北魏孝文帝遷都與其家庭悲劇〉一文之中亦有這種問題：拓跋宏在他筆下，先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者，但遷洛後又強調他的處處妥協，似乎立刻轉變為一個現實主義的君主。逯氏並未處理這兩種形象之間的矛盾，使得拓跋宏似乎成為了一個頭腦不清的昏君。
從〈北魏孝文帝遷都與其家庭悲劇〉一文中，我們亦可看到逯耀東的漢化中心傾向：他並無意整體考察北魏時代的政治、社會變動，而僅願意考察其漢化的一面。這是因為他認為：漢化成功是北魏之所以能夠立國一百餘年的原因。但他卻忽略了，他最為推崇的孝文帝的漢化政策也埋下了北魏滅亡的種子，漢化的北魏朝廷終究無法統治胡漢雜揉的華北地區。這樣對於歷史片面的認識，是逯耀東此書失敗的最根本原因。
逯氏在史料解讀上，亦有可商榷之處。最明顯的問題即是在將陳寅恪論斷誤讀：他誤將陳寅恪對於「魏晉之際」婚姻的社會流動的論述，誤為「關係兩晉、南北朝士族問題之全部」。但考陳寅恪原文，他所謂「關係兩晉、南北朝士族問題之全部」者為士族源於以家學、禮法標異他姓，非以先代高官厚祿。「魏晉之際」小族名士可與大族通婚，即可說明最早的士族非以先代高官厚祿分別。陳氏亦以反面的說法指出「後來士族之婚宦二事專以祖宗高下為惟一之標準」。逯氏此處錯誤不知是誤讀陳氏論點，還是門戶之見所致（事實上，全書也很少引用其他的魏晉大家之論點，如周一良、唐長儒、陳寅恪等人的論著皆很少提及）。附錄〈試釋論漢匈間之甌脫〉也有這樣的問題：他不加分別的把甌脫、歐代、區脫等詞視為同一，但卻忽略了這三者可能確實不同：他將甌脫定義為兩國間無人居住的緩衝地帶，但若將歐脫與歐代區分，則從《史記》、《漢書》前後文記載來看，歐脫亦可能是營地、站等意思，指邊境上的崗哨。但逯氏毫不考慮此可能性，而不加思索的以白鳥庫吉、拉鐵摩爾的語源學論點為依據。這也使得他的論點令人難以接受。
以上所舉的問題僅是滄海一粟，書中還有許多各式各樣的問題。這些問題以當代的史學標準來看，都是不應該出現的。即使單為考據之作，亦不可如此毫無章法，遑論逯氏將書名副題取為「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讀來更令人感覺逯氏實無能力駕馭此一大問題。逯氏論述中的各種方法上的問題並不是年代久遠，時代使然可以一筆帶過：年代更為久遠的陳寅恪，其論證鏗鏘有力，遠過逯氏數倍。可見以上所舉種種並非時代限制，僅能夠視為逯氏自身的問題。因此，這本書只值得給予兩顆星的評價。
本書是傅衣凌教授兩本著作的合訂本。《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一書除去總論以外，其餘各篇為討論幾支商人發達的情況，這些商人遍及中國各地，乃至於西太平洋地區。雖然沒有討論到著名的晉商，仍可從書中幾支商人群體的蓬勃發展，感受明代市場經濟的發達。《明代江南市民經濟初探》則是以江南地區城市的經濟發展為基礎，試圖討論此一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變化（所謂「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
簡體版譯本文字流暢，而且版本較繁體版新，雖然許多譯名跟用語跟臺灣有些差異，但個人以為不影響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