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January 15, 2011
Saturday, December 11, 2010
12-11 讀書：李懷宇《世界知識公民》
最近一兩年，因為對於未來目標的徬徨，我開始閱讀自傳、口述歷史這類文體，想要理解學界大家的學思經歷。因此當我在圖書館架上看到李懷宇先生這本《世界知識公民》，看到封面諸多大家的名字，便二話不說地將他借回閱讀。花了兩天的時間分批讀完，果然是一本毫不浪費的好書。李懷宇從事名家訪談已經有一段時間，先前曾經集結成《訪問歷史》一書出版，這次的《世界知識公民》，則是2009年來台訪問的文章集結，訪問的對象包括白 先勇、余光中、李亦園、黃進興、王汎森、陳弱水、張廣達、韋政通、何懷碩、瘂弦、鄭愁予、南方朔、錢永祥、林載爵、蔡文甫、隱地。
任何一個學習人文學的學生，看到這份名單應該都會眼睛一亮，然而這本書成功的地方並不只是因為書中眾星雲集。更因為李先生事先作足了功課，訪談的問題設計 得好，每篇訪談都有豐富、多向的內容：或人生經歷，或師承交游，或學術觀點。如陳弱水的訪談中便指出陳寅恪的研究為什麼迄今仍有一席之地 （p153-155）；王汎森、黃進興談論從事研究的因緣；蔡文甫、林戴爵的訪談一前一後，顯示不同出版社的經營之道；南方朔、韋政通的訪談則大談臺灣民 主發展等等，不一而足。
李懷宇在每篇訪談前面，都有一篇輕鬆的訪談者簡介，而後才切入訪談內容。這使入門者相當受益，只消看過一遍，對於這個人物的經歷與學術關懷便有基本的了 解。李懷宇這本《世界知識公民》，加上文訊雜誌社出版的《臺灣30家人文出版社》，兩書可說是臺灣人文版圖的「通識」書籍，對於人文學的入門者而言，我以為是不可不讀的好書。
P.S. 這本書部份收錄內容曾經以刪減過的形式發表在廣州的《時代週報》。
Sunday, October 10, 2010
10-10 讀書：大江健三郎《讀書人》
這本《讀書人》是大江健三郎兩次演講的紀錄。從翻譯的文體中看得出來原先大江先生應該是用了許多種語言的字彙進行討論，但翻譯版基本上這些差異都消失了。不過正如譯者所言，作為理解大江健三郎的創作歷程是一本重要的參考資料，而對於一般讀者，也可以窺見一個讀書人，一個這樣的文學家是如何進行自己的閱讀的。書中也討論了但丁、威廉．布萊克等對其影響深遠的作品。最後一篇則是談論 Edward Said 與自己的交往，還有 Said 的《論晚期風格》一書。書中大江先生提到了兩種他讀書的方法，一種是在原文以及譯文之間反覆的閱讀，進而對於語感以及意義有更深入的理解，也從中創造了自己的文體；一種是做筆記卡片，把自己喜愛的段落進行抄錄。他也談到許多對他閱讀產生重要影響的作家，以及兒子光對他家庭的衝擊。這本書基本上可以說是大江先生讀書生活的經驗分享，裡面有許多的問題值得思考。
Saturday, October 9, 2010
10-09 寫在劉曉波獲獎之後
10月8日，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宣佈將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獄中的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引起華人世界的軒然大波。北京當局隨後當然對這樣的舉動對挪威提出了抗議。
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對中國當然是很大的打擊，尤其發布時間距離10月1日相當接近（如果考量9月21日毛澤東那句廣為人知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那 麼這件事的意義更顯得吊詭）。雖然沒實質的效果，可是等同對中國說：你們和緬甸是差不多水準的國家。儘管國內的主要媒體以及搜索引擎都相對沉默，但訊息應該已經傳遍所有中國關切國家發展的網民。馬世芳在Plurk表示新浪微博似乎有不少正面反應。我自己也在新浪微博首頁看到「內地迎來第一個諾貝爾獎」的發言。
短期來看，劉曉波當然不會獲得釋放，而諾貝爾獎的加持是否能讓他在獄中過得好些，也是難以肯定的。十年後刑期滿會不會有另外的刑罰，也無法知曉。但諾貝爾獎的頒發再次強調了人權在中國議題上的重要性。對於國內進行維權運動的人民，也無疑是一劑強心針。然而中國的狀況仍讓令人憂慮。李怡日前指出，在中國進行慈善事業的困難。我們很難想像，這樣一個意圖封殺任何民間勢力的政府仍然在現代社會存在。而這也顯示中國人權問題的巨大與複雜。面對這樣龐大的政治機器，中國維權異議分子的處境毋寧是艱難的。而我們能夠為他們提供怎麼樣的幫助呢？
延伸閱讀：
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對中國當然是很大的打擊，尤其發布時間距離10月1日相當接近（如果考量9月21日毛澤東那句廣為人知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那 麼這件事的意義更顯得吊詭）。雖然沒實質的效果，可是等同對中國說：你們和緬甸是差不多水準的國家。儘管國內的主要媒體以及搜索引擎都相對沉默，但訊息應該已經傳遍所有中國關切國家發展的網民。馬世芳在Plurk表示新浪微博似乎有不少正面反應。我自己也在新浪微博首頁看到「內地迎來第一個諾貝爾獎」的發言。
短期來看，劉曉波當然不會獲得釋放，而諾貝爾獎的加持是否能讓他在獄中過得好些，也是難以肯定的。十年後刑期滿會不會有另外的刑罰，也無法知曉。但諾貝爾獎的頒發再次強調了人權在中國議題上的重要性。對於國內進行維權運動的人民，也無疑是一劑強心針。然而中國的狀況仍讓令人憂慮。李怡日前指出，在中國進行慈善事業的困難。我們很難想像，這樣一個意圖封殺任何民間勢力的政府仍然在現代社會存在。而這也顯示中國人權問題的巨大與複雜。面對這樣龐大的政治機器，中國維權異議分子的處境毋寧是艱難的。而我們能夠為他們提供怎麼樣的幫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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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September 12, 2010
[轉錄] 王汎森：真學問是沒有地圖的旅程
http://www.time-weekly.com/show.php?contentid-3951.html
在行政與學術間遊刃有餘
王汎森回憶在台灣大學歷史系讀書時，台大歷史系老輩凋零，一般學生似乎也不大了解教授學問的深淺。他記得李濟先生最後一次在台大演講，系裡還得要拉人去聽。逯耀東先生教近三百年學術史，王汎森很少聽課，有一次交完期末考捲出來，逯耀東尾隨出來說：「你就是王汎森！」並說了幾句鼓勵的話。原來他看過王汎森的學習報告，但沒有見過王汎森來上課。
王汎森在大學時代遍讀錢穆先生的著作，曾到素書樓聽講，卻不大聽得懂錢先生的口音，有些事倒是印象深刻：「當時南美有一位總統訪問台灣地區，三軍儀隊及樂隊在機場歡迎他。錢先生認為現代人這種儀式不合古人之道，說是帶一群狼狗去歡迎人家─因為儀隊是帶槍的。那時錢先生還抱怨現代人出國要辦護照，他說孔子周遊列國時都不用帶護照。」
王汎森說讀書時經常到台大文學院圖書館借書，讓他感到興趣、認為可以解答心中對現實及文化問題困惑的書，打開一看，往往上面常有「海光藏書」的印記，那是殷海光逝世之後捐給台大的藏書。雖然沒有機會親炙殷海光，但是「圖書館的大量藏書給我開了一扇窗，那裡有一個世界比我所處的世界要寬。那時台大學生在課內所學的遠遠沒有課外學得多，風氣很自由。黨外雜誌雨後春筍般出現，許多年青人受到影響，漸漸掙脫了國民黨的意識形態。」
台大歷史系碩士畢業後，王汎森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史語所有「天下第一所」之稱，曾經孕育了許多中國現代學術界的重要人物。王汎森常開玩笑說，如果碰到一個學術問題，在走廊上問，問第一個人他可能不知道，問到第二個、第三個，一定會有人知道。
當年留學美國是台灣的風潮，王汎森在擔任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兩年之後，前往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指導老師是史學大家余英時先生。王汎森在普林斯頓度過了一生最為難忘的讀書生涯，在余英時先生的言傳身教之下，進入了新的境界。
從普林斯頓學成後回到史語所，王汎森很快被公認為台灣史學界的新星，成為史語所所長和「中央研究院」院士，在行政事務與學術研究之間遊刃有餘。
激烈競爭剝奪了學者的時間
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室，顯眼處便掛著余英時先生的書法作品。談到史語所早期的發展，王汎森說史語所人才濟濟：「那一代人的精彩，在於他們以全部學養支持一種學問。他們在各種文化裡受過陶冶，以眾部支一部，這樣才能顯出精彩。我剛進史語所時，九十歲才是老一輩，七八十歲是中年一輩，四五十歲是少年，而二三十歲是幼稚園。每次去參加所裡的講論會都很緊張，那些坐在前面的老先生什麼都知道。那時『中央研究院』比較簡單，有個同事在報紙寫了一篇科普方面的文章，結果收到吳大猷院長一張紙條約他見面。吳院長一見到他就說：你是某某某，你寫的文章太幼稚了。」
談到華人世界中無數學人最好的光陰浪費在運動裡，王汎森不無感慨：「時間最重要。光有研究經費不夠，要有充足的時間和自由，研究水平才可以提升。我覺得亞洲的學術界，都在僵硬的指標下激烈競爭而剝奪了學者的時間。而且太多審查、評鑑，以為學問是可以從此刻預測的，這裡面不留下一點雅量和空間。真正有價值的學問是沒有地圖的旅程。」
環顧學術界的現狀，王汎森談到他相當關心的一個問題，他認為近代中國人文及社會科學必須逐步建立自己的學術主體性。「譬如說我們隨便打開一本社會科學的教科書，沒有看到一個中國古人的名字，但是在西方，你看哈貝馬斯的著作，一定是從亞里士多德談下來，充分擷取相關的資源。這個情形將來應該有所改變，不能只拿人家的眼光看自己。我極不讚成夜郎自大，很多話我不願多說，是怕給懶惰的人『如虎添翼』。但我堅持認為不但要充分學習西方，還必須以自己為主體。」
有一晚，我和王汎森先生在台灣大學門口的小館共進晚餐，所談人物多是王汎森的老師輩。最後的話題中心是他的文章《天才為何成群地來》。王汎森認為：凡是一個學派最有活力、最具創造性時，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著「白首太玄經」的工作，同時不拘形式地圍繞著一兩個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對話。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是經常參加社交宴會的英國思想家，當時英國很多人擔心過度頻繁的社交生活會影響到他的學問，但實際上，那常常是他萌生新想法的場合。有一次，他與牛津大學巴利奧爾學院的古典學家談論古昔才子的類型時，這位學者告訴他，古希臘詩人阿爾基諾庫斯有一段殘句：「狐狸知道許多事情，而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後來伯林發現小說家托爾斯泰有細微描寫人類生活的天才，可是他又像刺蝟一樣，希望找出一種包羅萬象的理論，伯林發現用「刺蝟」與「狐狸」正好可以用來形容托爾斯泰作品所呈現的兩歧性。伯林寫成了《刺蝟與狐狸》的小書，立刻傳誦千里。這一番議論，在我看來，正是王汎森多年實踐悟出的心得體會。
「給學術留點雅量和空間」
赴台前，許倬雲先生向我提起：「王汎森是余英時的學生，我們都喜歡他。現在已經不凡了，將來會成大器。」我和王汎森先生第一次見面時，他邀來陳永發先生，我們三人共進午餐，話題中心是余英時先生和許倬雲先生。
普林斯頓的穩重與新潮
人文學科工作者的研究可能跟外在世界有很大的聯繫。余英時先生恰好體現了這一點，但是他也強調他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
時代週報：從台灣大學歷史系碩士畢業後，怎麼就進入了「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王汎森：那時「中央研究院」正好有三個五年計劃，多了很多名額。我那時正在當兵，除了已經出版的《章太炎的思想》一書外，另外加寫了一篇長文章（後來變成我的第二本書《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許久之後我才知道，當年入所的審查者之一是余英時先生。
時代週報：余英時先生在上世紀70年代用中文寫作，是一個重要的轉機。
王汎森：我曾對余先生說：「如果你不是上世紀70年代開始進行大量的中文寫作，在美國會是一個成功的教授。但是進行了大量的中文寫作後，你成為這個歷史文化傳統中重要的一分子，不僅是一個成功的學者而已。」余先生沒有反對。他的文字開始介入社會時，大家都覺得很新：原來古代歷史、思想可以這樣談。
時代週報：普林斯頓大學是余英時先生教學的最後一站，從密歇根大學，到哈佛大學，到耶魯大學，最後是世外桃源般的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很奇妙。
王汎森：我跟余先生是同時到達普林斯頓，他那時剛好從耶魯轉過來。我還在做助理研究員的時候，已經聽到各種傳言說余先生要到普林斯頓。他到普林斯頓演講，好像寫了一首詩，有人從中讀出他有移居普林斯頓的意思。後來真的落實了。
時代週報：余英時先生怎麼教學的？
王汎森：他比較注重引導你，讓你自己去發現。他很鼓勵學生嘗試各種可能性。他看西方的書很多，很及時，舊學也很厲害，所以對題目的潛勢看得很恰當，知道研究的可能性在哪裡，限制在哪裡，知道怎麼把研究引到有意義的方向。這不是一般老師能做到的。一般老師可能理論講得很好，但不一定對那個領域的材料掌握得那麼深。余英時先生是兩者皆長，對研究生影響更大。一般大學要在課外見到老師比較難，但普林斯頓學生不多，學生要見教授，通常只要敲個門就可以了。學問很多時候就是聊出來的。我跟余英時先生的談話有時集中在台灣當時的政治形勢，不僅僅是學問。
時代週報：余先生從來不只是書齋裡面的人，對外面的世界很關心。
王汎森：一個人文學科的工作者，他的研究就可能跟外在世界有很大的聯繫。余英時先生恰好體現了這一點，但是他也強調他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
時代週報：在普林斯頓跟牟復禮先生熟嗎？
王汎森：熟。他當時好像剛剛退休，半年在科羅拉多，半年在普林斯頓，像候鳥一樣來去。我跟他談話不少，當時我正在做和傅斯年相關的課題，他在我信箱放了紙條，說洪承疇的某個後代是史學家，要見傅斯年，傅斯年說不見。
時代週報：你是不是在普林斯頓展開了一個新的學術階段？
王汎森：當然。最重要是讀其他國家的歷史，還有其他學科。我在普林斯頓遇到德文、法文、拉丁文等語言問題，在總圖書館攔下人問，通常攔到第二或第三個人就一定能解決。在史語所裡遇到學術問題，遇到三個人肯定能解決。學習是無形的，必須有一個很大的知識底子，才能更深入揭示正在研究的問題的意義與深度。普林斯頓是個老學校，有極其穩重的一面，也有極其新潮的一面，穩重的多一些。我認為我的留美生涯有不太成功之處：我沒有真正融進美國的生活，比不上胡適那一代，對美國日常生活的層次介入很多。普林斯頓的學生很少，有人開玩笑說它是採用「勞斯萊斯主義」，通常研究生一來就有獎學金，直到畢業，同學之間來往很不錯，不需要把別人弄倒才能生存。還有就是功課壓力太大。我記得我唸過一門課，要求看的書我總是看不完。有個統計說，要把老師指定的書看完，需要三倍時間，而且不吃不喝不睡。其實這些書單主要是讓你知道這門學問的大致情況，不是要全部讀完。
莊子之道無礙於科學民主
大家只以為章太炎是個怪人，只知道他跟革命有關，他的文章難讀，但對他的思想沒有瞭解，所以我就想深入探討。
時代週報：你最早的著作是《章太炎的思想》，那時為什麼對章太炎感興趣？
王汎森：有一段時間我發現中國近現代的很多思想發展都跟章太炎有關，他像個「總機」。小時候以為他只是跟著孫中山鬧革命的，「中華民國」這個詞就來自他的文章，後來發現他是思想文化轉變的一個重要人物，所以研究他。章太炎的文章很難讀，當時我找了一個導師希望得到一些指導，他說：「你自己看吧，章太炎的文章，我自己也看不懂。」大家只以為章太炎是個怪人，只知道他跟革命有關，他的文章難讀，但對他的思想沒有瞭解，所以我就想深入探討。此外，我在台大唸書的時候對梵文有興趣，而章太炎的著作也提到一些印度思想，這符合我當時的好奇。
時代週報：你從美國留學回來台灣已經發生變化了？
王汎森：台灣發生最大變化的那幾年我剛好在美國求學。蔣經國去世了，黨禁報禁沒了。《中國時報》和《聯合報》是當時最大的報紙。《中國時報》的董事長余紀忠先生認為我應該保持對台灣的關注，每天空郵報紙到普林斯頓給我。有幾個留學生總向我借報紙看，其實我自己都不看，功課太忙了。
時代週報：我聽說余紀忠先生有段時間想把你拉到《中國時報》任職？
王汎森：那是我唸書時代的事吧。當年兩大報社印報紙像印鈔票似的，兩大報社的董事長都是「中常委」，都是台灣最有力量的人。余紀忠先生是一位很有文化品位的報人。我記得普林斯頓的一位老師當時正在辦一個歐洲最老牌的漢學刊物，可是普林斯頓不願支持。後來透過余英時先生幫忙，是余紀忠先生掏腰包資助這個刊物。大概是2000年的一天，老同事王文陸看見余紀忠先生和他的隨扈在史語所附近徘徊，說是剛與李遠哲院長見過面，想要順便看看我，文陸兄大為吃驚。因為那一天我正好不在，余老先生就回去了。他好像對我有一種錯愛，一直希望我做些什麼事情。這些年來，我對他始終感到抱歉，從沒為他做過任何事。台灣有一個時期，學術和文化的區分沒那麼大，彼此之間都談得津津有味，大家也認為學術人可以擔當很重要的責任。今天就不是了。我在上世紀80年代當兵的時候，碰到很多老軍人，他們都說真正偉大的軍事領導者必須是個學者。
時代週報：你自己近十幾年的研究都集中在明清到民國時期。為什麼？
王汎森：我認為，15世紀以後中國社會、經濟、文化變化很大，這五百年西方的變化也很大，所以這五百年是很重要的。我不把這幾百年切開來看，因為這段歷史跨度長、變化大，能觀察的東西多。那也是我隱隱覺得中西開始分叉的很重要的一個時代，當然沒有兩個文明是一樣的，但在此之前，我覺得中西分流沒這麼大。我一直受一個說法的影響：一個歷史學者深受他研究對象的左右，選中一個多姿多彩的時代與一個平凡的時代，能發揮的餘地不大一樣。
時代週報：你研究的重點跟張灝先生的研究頗有關係。
王汎森：以前讀古書常看到某人從一開始就「遙接三代」，後來我才發現，即使像張大千也不可能一開始就遙接古人，而是先受當代的名家影響，然後上溯到古代去。所以我們這個年紀做思想史研究的人，多多少少跟余英時、張灝、林毓生等很多位先生的研究有關係。
時代週報：這個轉型時代實際上對現代生活天翻地覆的變化有很重要的影響，就是李鴻章所說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王汎森：恐怕最令人擔憂的是主體性。我在一些場合偶然說過，我們受某種歷史哲學影響很大，認為時代跟它的各種文化表徵有機地生長在一起，沒有發展出科學的文明，其潛能中便沒有科學的種子。所以花各種力氣去為傳統文化曲證、開脫。但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今天這一步，是否還需追問這些問題？以台灣為例，物質和科技已經發展到這個高度，隨時可以回去跟傳統文化作有機的對話，並不存在明顯矛盾。因此，要塑造一個文明，不能再侷限於1900年到1960年關心的東西。今天不一樣了，你盡可以大談莊子的生命之道，但不礙於科學和民主的生活。
不要打扮古人
人文學者往往要花大量的時間、精力為人文學科的特殊性說明、辯解，這是很可慮的現象。
時代週報：不管在大陸、香港還是台灣，總是在特定的政治語境下產生一些現象。在開放黨禁報禁之後，台灣的學術自由有什麼樣的困惑？
王汎森：蔡元培、胡適、傅斯年的思想在上世紀60年代到上世紀80年代都是推動台灣的重要力量，在上世紀90年代以後談的人漸漸少了。「總統」都可以隨便罵了，所以人們覺得自由民主沒有那個急迫性了。我禮拜六去參加殷海光基金會的演講會，林毓生先生講人權的問題，在場幾個聽眾都是香港和大陸的。台灣人不在乎這個了，是可喜，還是可悲呢？可喜的是，那個肅殺的年代已經過去了。可悲的是，我們對人權、民主的深刻內涵理解還不夠，而人們已經不感興趣了。
時代週報：許倬雲先生說，在中央研究院，文史在20世紀是很重要的學科，但在21世紀，生物科技壓過了一切。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在台北南港五十多年，前後有過三個大門，分別象徵文科的時代、數理的時代、生物的時代。最早的一個大門，兩旁是人文學科的幾個大所，現在的大門一路過去，兩旁就多是生物方面的研究所。我所遇到的「中研院」院長，對文科都是很支持的。當然他們風格不一，吳大猷先生帶有樸實的科學主義心態，李遠哲先生基本上總是幫著我們，他不干涉、打壓，只會給更多的錢。翁啟惠院長也是一樣。生物科學形成壓倒性的優勢，跟時代有關。人類基因譜系解碼以後，那個世界太寬了。人文沒有碰到一個重大的表述和內容的革命，即使美國、法國也是如此，上世紀60年代受現象學、結構、解構的影響，出了多少大學者，但近幾年，似乎也比較消沉下去了。這是整個世界人文學科應該注意的問題。1985年，劍橋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昆丁·史金納（Quentin Skinner）出了一本書《大理論的復返》（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the Human Sciences），舉了福柯等幾個例子，覺得這些人代表大理論的復返，不再是小枝節。但現在又變了，大理論有退潮之勢，下一波不知道是怎樣。但台灣有個現象，沒有一個人文社科的學者擔任學術領導者，這是很不好的。人文學者往往要花大量的時間、精力為人文學科的特殊性說明、辯解，這是很可慮的現象。
時代週報：未來史學研究會不會出現新的方向？
王汎森：我不敢預測，不過可以確定會有一些新做法。譬如把過去一二十年各種新研究方向，綜合成一個新的理論的養分；譬如在思想史方面，把現實生活世界跟思想、制度做更巧妙的結合；譬如不把古人打扮成現代人，不把中國歷史打扮成西方歷史，而是多層次地細緻地瞭解古代的思維，或是更多地把歷史看成是四面八方的因素作用而成，同時任何一個歷史事件也會向四面八方起作用。不過，史學有一些基本的任務與特質，如何守住這些東西是非常重要的。
時代週報：將來的史學研究要注意哪些問題呢？
王汎森：章太炎說過一句有意思的話，學術裡面也有政務官與事務官之分。政務官是部長，次長。其他人是事務官。事務官主要是在做專門領域的事情。我越想越覺得這話有道理。將來史學研究，碰到的問題是事務官太多，政務官太少。現在電子數據庫及網絡這麼流行，要掌握材料撰寫一個主題，每個人都做得到。但接下來是思考，是拔高層次，是開拓新範圍、新方向、新園地等方面的工作。我擔心人們都在做事務官的工作，而忘了政務官的工作。政務官有兩個工作，一個是關於意義的思考，一個是做整體的、前瞻性的工作。將來學術界有什麼新方向，應該是政務官和事務官相輔相成去完成的。學問要有心思才有意義。其實我覺得現在全世界的學界都是事務官很多，缺政務官。
實習生李卓凡對本文亦有貢獻
時代週報記者 李懷宇2009-09-30 01:46:42 第46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是我赴台訪問的重要學術機構。所長王汎森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對我襄助良多，還與我同赴台北市的台灣大學、台中市的中興大學、中壢市的中央大學，一路引見學界朋友，相談甚為投機。
在行政與學術間遊刃有餘
王汎森回憶在台灣大學歷史系讀書時，台大歷史系老輩凋零，一般學生似乎也不大了解教授學問的深淺。他記得李濟先生最後一次在台大演講，系裡還得要拉人去聽。逯耀東先生教近三百年學術史，王汎森很少聽課，有一次交完期末考捲出來，逯耀東尾隨出來說：「你就是王汎森！」並說了幾句鼓勵的話。原來他看過王汎森的學習報告，但沒有見過王汎森來上課。
王汎森在大學時代遍讀錢穆先生的著作，曾到素書樓聽講，卻不大聽得懂錢先生的口音，有些事倒是印象深刻：「當時南美有一位總統訪問台灣地區，三軍儀隊及樂隊在機場歡迎他。錢先生認為現代人這種儀式不合古人之道，說是帶一群狼狗去歡迎人家─因為儀隊是帶槍的。那時錢先生還抱怨現代人出國要辦護照，他說孔子周遊列國時都不用帶護照。」
王汎森說讀書時經常到台大文學院圖書館借書，讓他感到興趣、認為可以解答心中對現實及文化問題困惑的書，打開一看，往往上面常有「海光藏書」的印記，那是殷海光逝世之後捐給台大的藏書。雖然沒有機會親炙殷海光，但是「圖書館的大量藏書給我開了一扇窗，那裡有一個世界比我所處的世界要寬。那時台大學生在課內所學的遠遠沒有課外學得多，風氣很自由。黨外雜誌雨後春筍般出現，許多年青人受到影響，漸漸掙脫了國民黨的意識形態。」
台大歷史系碩士畢業後，王汎森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史語所有「天下第一所」之稱，曾經孕育了許多中國現代學術界的重要人物。王汎森常開玩笑說，如果碰到一個學術問題，在走廊上問，問第一個人他可能不知道，問到第二個、第三個，一定會有人知道。
當年留學美國是台灣的風潮，王汎森在擔任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兩年之後，前往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指導老師是史學大家余英時先生。王汎森在普林斯頓度過了一生最為難忘的讀書生涯，在余英時先生的言傳身教之下，進入了新的境界。
從普林斯頓學成後回到史語所，王汎森很快被公認為台灣史學界的新星，成為史語所所長和「中央研究院」院士，在行政事務與學術研究之間遊刃有餘。
激烈競爭剝奪了學者的時間
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室，顯眼處便掛著余英時先生的書法作品。談到史語所早期的發展，王汎森說史語所人才濟濟：「那一代人的精彩，在於他們以全部學養支持一種學問。他們在各種文化裡受過陶冶，以眾部支一部，這樣才能顯出精彩。我剛進史語所時，九十歲才是老一輩，七八十歲是中年一輩，四五十歲是少年，而二三十歲是幼稚園。每次去參加所裡的講論會都很緊張，那些坐在前面的老先生什麼都知道。那時『中央研究院』比較簡單，有個同事在報紙寫了一篇科普方面的文章，結果收到吳大猷院長一張紙條約他見面。吳院長一見到他就說：你是某某某，你寫的文章太幼稚了。」
談到華人世界中無數學人最好的光陰浪費在運動裡，王汎森不無感慨：「時間最重要。光有研究經費不夠，要有充足的時間和自由，研究水平才可以提升。我覺得亞洲的學術界，都在僵硬的指標下激烈競爭而剝奪了學者的時間。而且太多審查、評鑑，以為學問是可以從此刻預測的，這裡面不留下一點雅量和空間。真正有價值的學問是沒有地圖的旅程。」
環顧學術界的現狀，王汎森談到他相當關心的一個問題，他認為近代中國人文及社會科學必須逐步建立自己的學術主體性。「譬如說我們隨便打開一本社會科學的教科書，沒有看到一個中國古人的名字，但是在西方，你看哈貝馬斯的著作，一定是從亞里士多德談下來，充分擷取相關的資源。這個情形將來應該有所改變，不能只拿人家的眼光看自己。我極不讚成夜郎自大，很多話我不願多說，是怕給懶惰的人『如虎添翼』。但我堅持認為不但要充分學習西方，還必須以自己為主體。」
有一晚，我和王汎森先生在台灣大學門口的小館共進晚餐，所談人物多是王汎森的老師輩。最後的話題中心是他的文章《天才為何成群地來》。王汎森認為：凡是一個學派最有活力、最具創造性時，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著「白首太玄經」的工作，同時不拘形式地圍繞著一兩個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對話。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是經常參加社交宴會的英國思想家，當時英國很多人擔心過度頻繁的社交生活會影響到他的學問，但實際上，那常常是他萌生新想法的場合。有一次，他與牛津大學巴利奧爾學院的古典學家談論古昔才子的類型時，這位學者告訴他，古希臘詩人阿爾基諾庫斯有一段殘句：「狐狸知道許多事情，而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後來伯林發現小說家托爾斯泰有細微描寫人類生活的天才，可是他又像刺蝟一樣，希望找出一種包羅萬象的理論，伯林發現用「刺蝟」與「狐狸」正好可以用來形容托爾斯泰作品所呈現的兩歧性。伯林寫成了《刺蝟與狐狸》的小書，立刻傳誦千里。這一番議論，在我看來，正是王汎森多年實踐悟出的心得體會。
「給學術留點雅量和空間」
赴台前，許倬雲先生向我提起：「王汎森是余英時的學生，我們都喜歡他。現在已經不凡了，將來會成大器。」我和王汎森先生第一次見面時，他邀來陳永發先生，我們三人共進午餐，話題中心是余英時先生和許倬雲先生。
普林斯頓的穩重與新潮
人文學科工作者的研究可能跟外在世界有很大的聯繫。余英時先生恰好體現了這一點，但是他也強調他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
時代週報：從台灣大學歷史系碩士畢業後，怎麼就進入了「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王汎森：那時「中央研究院」正好有三個五年計劃，多了很多名額。我那時正在當兵，除了已經出版的《章太炎的思想》一書外，另外加寫了一篇長文章（後來變成我的第二本書《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許久之後我才知道，當年入所的審查者之一是余英時先生。
時代週報：余英時先生在上世紀70年代用中文寫作，是一個重要的轉機。
王汎森：我曾對余先生說：「如果你不是上世紀70年代開始進行大量的中文寫作，在美國會是一個成功的教授。但是進行了大量的中文寫作後，你成為這個歷史文化傳統中重要的一分子，不僅是一個成功的學者而已。」余先生沒有反對。他的文字開始介入社會時，大家都覺得很新：原來古代歷史、思想可以這樣談。
時代週報：普林斯頓大學是余英時先生教學的最後一站，從密歇根大學，到哈佛大學，到耶魯大學，最後是世外桃源般的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很奇妙。
王汎森：我跟余先生是同時到達普林斯頓，他那時剛好從耶魯轉過來。我還在做助理研究員的時候，已經聽到各種傳言說余先生要到普林斯頓。他到普林斯頓演講，好像寫了一首詩，有人從中讀出他有移居普林斯頓的意思。後來真的落實了。
時代週報：余英時先生怎麼教學的？
王汎森：他比較注重引導你，讓你自己去發現。他很鼓勵學生嘗試各種可能性。他看西方的書很多，很及時，舊學也很厲害，所以對題目的潛勢看得很恰當，知道研究的可能性在哪裡，限制在哪裡，知道怎麼把研究引到有意義的方向。這不是一般老師能做到的。一般老師可能理論講得很好，但不一定對那個領域的材料掌握得那麼深。余英時先生是兩者皆長，對研究生影響更大。一般大學要在課外見到老師比較難，但普林斯頓學生不多，學生要見教授，通常只要敲個門就可以了。學問很多時候就是聊出來的。我跟余英時先生的談話有時集中在台灣當時的政治形勢，不僅僅是學問。
時代週報：余先生從來不只是書齋裡面的人，對外面的世界很關心。
王汎森：一個人文學科的工作者，他的研究就可能跟外在世界有很大的聯繫。余英時先生恰好體現了這一點，但是他也強調他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
時代週報：在普林斯頓跟牟復禮先生熟嗎？
王汎森：熟。他當時好像剛剛退休，半年在科羅拉多，半年在普林斯頓，像候鳥一樣來去。我跟他談話不少，當時我正在做和傅斯年相關的課題，他在我信箱放了紙條，說洪承疇的某個後代是史學家，要見傅斯年，傅斯年說不見。
時代週報：你是不是在普林斯頓展開了一個新的學術階段？
王汎森：當然。最重要是讀其他國家的歷史，還有其他學科。我在普林斯頓遇到德文、法文、拉丁文等語言問題，在總圖書館攔下人問，通常攔到第二或第三個人就一定能解決。在史語所裡遇到學術問題，遇到三個人肯定能解決。學習是無形的，必須有一個很大的知識底子，才能更深入揭示正在研究的問題的意義與深度。普林斯頓是個老學校，有極其穩重的一面，也有極其新潮的一面，穩重的多一些。我認為我的留美生涯有不太成功之處：我沒有真正融進美國的生活，比不上胡適那一代，對美國日常生活的層次介入很多。普林斯頓的學生很少，有人開玩笑說它是採用「勞斯萊斯主義」，通常研究生一來就有獎學金，直到畢業，同學之間來往很不錯，不需要把別人弄倒才能生存。還有就是功課壓力太大。我記得我唸過一門課，要求看的書我總是看不完。有個統計說，要把老師指定的書看完，需要三倍時間，而且不吃不喝不睡。其實這些書單主要是讓你知道這門學問的大致情況，不是要全部讀完。
莊子之道無礙於科學民主
大家只以為章太炎是個怪人，只知道他跟革命有關，他的文章難讀，但對他的思想沒有瞭解，所以我就想深入探討。
時代週報：你最早的著作是《章太炎的思想》，那時為什麼對章太炎感興趣？
王汎森：有一段時間我發現中國近現代的很多思想發展都跟章太炎有關，他像個「總機」。小時候以為他只是跟著孫中山鬧革命的，「中華民國」這個詞就來自他的文章，後來發現他是思想文化轉變的一個重要人物，所以研究他。章太炎的文章很難讀，當時我找了一個導師希望得到一些指導，他說：「你自己看吧，章太炎的文章，我自己也看不懂。」大家只以為章太炎是個怪人，只知道他跟革命有關，他的文章難讀，但對他的思想沒有瞭解，所以我就想深入探討。此外，我在台大唸書的時候對梵文有興趣，而章太炎的著作也提到一些印度思想，這符合我當時的好奇。
時代週報：你從美國留學回來台灣已經發生變化了？
王汎森：台灣發生最大變化的那幾年我剛好在美國求學。蔣經國去世了，黨禁報禁沒了。《中國時報》和《聯合報》是當時最大的報紙。《中國時報》的董事長余紀忠先生認為我應該保持對台灣的關注，每天空郵報紙到普林斯頓給我。有幾個留學生總向我借報紙看，其實我自己都不看，功課太忙了。
時代週報：我聽說余紀忠先生有段時間想把你拉到《中國時報》任職？
王汎森：那是我唸書時代的事吧。當年兩大報社印報紙像印鈔票似的，兩大報社的董事長都是「中常委」，都是台灣最有力量的人。余紀忠先生是一位很有文化品位的報人。我記得普林斯頓的一位老師當時正在辦一個歐洲最老牌的漢學刊物，可是普林斯頓不願支持。後來透過余英時先生幫忙，是余紀忠先生掏腰包資助這個刊物。大概是2000年的一天，老同事王文陸看見余紀忠先生和他的隨扈在史語所附近徘徊，說是剛與李遠哲院長見過面，想要順便看看我，文陸兄大為吃驚。因為那一天我正好不在，余老先生就回去了。他好像對我有一種錯愛，一直希望我做些什麼事情。這些年來，我對他始終感到抱歉，從沒為他做過任何事。台灣有一個時期，學術和文化的區分沒那麼大，彼此之間都談得津津有味，大家也認為學術人可以擔當很重要的責任。今天就不是了。我在上世紀80年代當兵的時候，碰到很多老軍人，他們都說真正偉大的軍事領導者必須是個學者。
時代週報：你自己近十幾年的研究都集中在明清到民國時期。為什麼？
王汎森：我認為，15世紀以後中國社會、經濟、文化變化很大，這五百年西方的變化也很大，所以這五百年是很重要的。我不把這幾百年切開來看，因為這段歷史跨度長、變化大，能觀察的東西多。那也是我隱隱覺得中西開始分叉的很重要的一個時代，當然沒有兩個文明是一樣的，但在此之前，我覺得中西分流沒這麼大。我一直受一個說法的影響：一個歷史學者深受他研究對象的左右，選中一個多姿多彩的時代與一個平凡的時代，能發揮的餘地不大一樣。
時代週報：你研究的重點跟張灝先生的研究頗有關係。
王汎森：以前讀古書常看到某人從一開始就「遙接三代」，後來我才發現，即使像張大千也不可能一開始就遙接古人，而是先受當代的名家影響，然後上溯到古代去。所以我們這個年紀做思想史研究的人，多多少少跟余英時、張灝、林毓生等很多位先生的研究有關係。
時代週報：這個轉型時代實際上對現代生活天翻地覆的變化有很重要的影響，就是李鴻章所說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王汎森：恐怕最令人擔憂的是主體性。我在一些場合偶然說過，我們受某種歷史哲學影響很大，認為時代跟它的各種文化表徵有機地生長在一起，沒有發展出科學的文明，其潛能中便沒有科學的種子。所以花各種力氣去為傳統文化曲證、開脫。但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今天這一步，是否還需追問這些問題？以台灣為例，物質和科技已經發展到這個高度，隨時可以回去跟傳統文化作有機的對話，並不存在明顯矛盾。因此，要塑造一個文明，不能再侷限於1900年到1960年關心的東西。今天不一樣了，你盡可以大談莊子的生命之道，但不礙於科學和民主的生活。
不要打扮古人
人文學者往往要花大量的時間、精力為人文學科的特殊性說明、辯解，這是很可慮的現象。
時代週報：不管在大陸、香港還是台灣，總是在特定的政治語境下產生一些現象。在開放黨禁報禁之後，台灣的學術自由有什麼樣的困惑？
王汎森：蔡元培、胡適、傅斯年的思想在上世紀60年代到上世紀80年代都是推動台灣的重要力量，在上世紀90年代以後談的人漸漸少了。「總統」都可以隨便罵了，所以人們覺得自由民主沒有那個急迫性了。我禮拜六去參加殷海光基金會的演講會，林毓生先生講人權的問題，在場幾個聽眾都是香港和大陸的。台灣人不在乎這個了，是可喜，還是可悲呢？可喜的是，那個肅殺的年代已經過去了。可悲的是，我們對人權、民主的深刻內涵理解還不夠，而人們已經不感興趣了。
時代週報：許倬雲先生說，在中央研究院，文史在20世紀是很重要的學科，但在21世紀，生物科技壓過了一切。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在台北南港五十多年，前後有過三個大門，分別象徵文科的時代、數理的時代、生物的時代。最早的一個大門，兩旁是人文學科的幾個大所，現在的大門一路過去，兩旁就多是生物方面的研究所。我所遇到的「中研院」院長，對文科都是很支持的。當然他們風格不一，吳大猷先生帶有樸實的科學主義心態，李遠哲先生基本上總是幫著我們，他不干涉、打壓，只會給更多的錢。翁啟惠院長也是一樣。生物科學形成壓倒性的優勢，跟時代有關。人類基因譜系解碼以後，那個世界太寬了。人文沒有碰到一個重大的表述和內容的革命，即使美國、法國也是如此，上世紀60年代受現象學、結構、解構的影響，出了多少大學者，但近幾年，似乎也比較消沉下去了。這是整個世界人文學科應該注意的問題。1985年，劍橋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昆丁·史金納（Quentin Skinner）出了一本書《大理論的復返》（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the Human Sciences），舉了福柯等幾個例子，覺得這些人代表大理論的復返，不再是小枝節。但現在又變了，大理論有退潮之勢，下一波不知道是怎樣。但台灣有個現象，沒有一個人文社科的學者擔任學術領導者，這是很不好的。人文學者往往要花大量的時間、精力為人文學科的特殊性說明、辯解，這是很可慮的現象。
時代週報：未來史學研究會不會出現新的方向？
王汎森：我不敢預測，不過可以確定會有一些新做法。譬如把過去一二十年各種新研究方向，綜合成一個新的理論的養分；譬如在思想史方面，把現實生活世界跟思想、制度做更巧妙的結合；譬如不把古人打扮成現代人，不把中國歷史打扮成西方歷史，而是多層次地細緻地瞭解古代的思維，或是更多地把歷史看成是四面八方的因素作用而成，同時任何一個歷史事件也會向四面八方起作用。不過，史學有一些基本的任務與特質，如何守住這些東西是非常重要的。
時代週報：將來的史學研究要注意哪些問題呢？
王汎森：章太炎說過一句有意思的話，學術裡面也有政務官與事務官之分。政務官是部長，次長。其他人是事務官。事務官主要是在做專門領域的事情。我越想越覺得這話有道理。將來史學研究，碰到的問題是事務官太多，政務官太少。現在電子數據庫及網絡這麼流行，要掌握材料撰寫一個主題，每個人都做得到。但接下來是思考，是拔高層次，是開拓新範圍、新方向、新園地等方面的工作。我擔心人們都在做事務官的工作，而忘了政務官的工作。政務官有兩個工作，一個是關於意義的思考，一個是做整體的、前瞻性的工作。將來學術界有什麼新方向，應該是政務官和事務官相輔相成去完成的。學問要有心思才有意義。其實我覺得現在全世界的學界都是事務官很多，缺政務官。
實習生李卓凡對本文亦有貢獻
Wednesday, August 4, 2010
中科四期：我們怎麼面對下一代？
有人說中科四期的問題已經造成了憲政危機。我想是的。在之前槍擊案風波、陳水扁貪污案的時候，有人說司法權已經成為臺灣社會的底線，成為台灣政治糾紛解決的最後依準。可如今，這最後一條的防線卻不再受到尊重了。這也說明了我們仍然離先進，乃至於文明國家相去甚遠。我們的政府一方面汲汲營營通過各種與聯合國「進步的」，「文明的」條約相應的法案來試著告訴國際社會，我們是個遵守「世界」文明標準的國家。然而在國內卻往往表現的那樣不文明。
這不只是憲政危機，更是價值與道德的危機。想像一個剛對社會開始探索的國中生，當他看到這樣一種蠻橫的行為，他會對於我們的教育，我們的政府有怎麼樣的觀感？他還能對這個社會信任嗎？想像十年後，一個家住在附近的小孩子聽著長者訴說昔日海岸風光，當他問到：為什麼海岸不見了？我們要怎麼樣和下一代訴說這一切故事背後的糾葛？
這不只是憲政危機，更是價值與道德的危機。想像一個剛對社會開始探索的國中生，當他看到這樣一種蠻橫的行為，他會對於我們的教育，我們的政府有怎麼樣的觀感？他還能對這個社會信任嗎？想像十年後，一個家住在附近的小孩子聽著長者訴說昔日海岸風光，當他問到：為什麼海岸不見了？我們要怎麼樣和下一代訴說這一切故事背後的糾葛？
Thursday, July 29, 2010
07-29 《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讀後感
「第一本使用蔣日記原本的傳記」可以說是這本書最大的賣點。然而陶涵坐失良機，並未能夠開闊更深、廣的視野。陶涵在這本傳記中使用的 材料，大多來自美國與國民黨，這些材料並未與中國、臺灣相關的研究成果結合，僅對一些西方流傳較久的傳記作反駁，汪榮祖也指出，他對於近年的幾本新蔣傳也 沒有採用，甚至對中文、中國近代史的認識稍嫌不足。研究者本身的限制，這是陶涵這本著作的主要問題。
除了與學界脫節以外，陶涵也未對於蔣介石的思想與行為模式提出太多有價值的洞見，甚至系統性的見解。相較於1995年李敖、汪榮祖合寫的《蔣介石評傳》， 陶涵對於蔣的描寫當然是更為全面了，可深入程度卻不如李、汪之傳。深度與系統性的不足，使得這本蔣傳看來不過是一本將蔣與他所經歷的事件綴合而成的著作。 與其說是出自歷史學家之手，不如說是出自新聞記者之手。書中蔣形象的塑造是過於浮泛的，除了汪榮祖批評的「現代新儒家」外，又將蔣視為具有先見之明的領 袖，在書中一一舉出世局最後的發展與蔣在某年所下的斷語相同。然而多少蔣的預測沒有成功呢？而世局發展演變之因，是否如蔣所言呢？這些都沒有深入討論。
儘管有以上的缺點，但作為一本較為跳脫兩岸意識形態、體系完備的蔣傳，陶涵這本書仍不失為認識蔣介石的一個好起點，呂芳上的導讀中論之已詳，不再贅述。
但書中所呈現的蔣不外乎是一介武夫。他時時刻刻在打仗，考慮怎麼樣鞏固自己的地位，考慮怎麼樣跟美國取得更多的支持。這樣對蔣的描寫並不夠全面。蔣怎麼樣 去推動中國、臺灣的經濟、社會發展，書中是少有討論的。包括所謂黃金十年中蔣的態度與決策，以及蔣如何面對戰後的復員問題，以及在臺灣的經濟建設。
對於蔣介石撤退至台以後的發展，陶涵給了約四分之一的篇幅。然而在他的筆下，這時的蔣彷彿只從事兩件事：內部鬥爭以鞏固蔣經國地位，外部力圖爭取美國支持。而蔣如何影響臺灣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與台灣的發展有何關係，這點幾乎完全沒有論及。
大體來說，陶涵蔣傳寫得中規中矩，並沒有太多的突破，相較於個人之前讀過的兩本蔣的相關著作：李敖、汪榮祖的《蔣介石評傳》以及楊天石的《尋找真實的蔣介 石》而言，這本書並不像前兩本書給予我深刻的印象。如果說一本傳記要能夠使人對於傳主有深刻的、鮮明的印象，這本傳記仍有加強的空間。從學術的角度而言， 無論是呂芳上委婉的導讀，或汪榮祖找碴般的評論，都已經指出這本書的侷限。我想，在不久的將來，也許僅在十年之內，便能有新的作品突破，取而代之。
除了與學界脫節以外，陶涵也未對於蔣介石的思想與行為模式提出太多有價值的洞見，甚至系統性的見解。相較於1995年李敖、汪榮祖合寫的《蔣介石評傳》， 陶涵對於蔣的描寫當然是更為全面了，可深入程度卻不如李、汪之傳。深度與系統性的不足，使得這本蔣傳看來不過是一本將蔣與他所經歷的事件綴合而成的著作。 與其說是出自歷史學家之手，不如說是出自新聞記者之手。書中蔣形象的塑造是過於浮泛的，除了汪榮祖批評的「現代新儒家」外，又將蔣視為具有先見之明的領 袖，在書中一一舉出世局最後的發展與蔣在某年所下的斷語相同。然而多少蔣的預測沒有成功呢？而世局發展演變之因，是否如蔣所言呢？這些都沒有深入討論。
儘管有以上的缺點，但作為一本較為跳脫兩岸意識形態、體系完備的蔣傳，陶涵這本書仍不失為認識蔣介石的一個好起點，呂芳上的導讀中論之已詳，不再贅述。
但書中所呈現的蔣不外乎是一介武夫。他時時刻刻在打仗，考慮怎麼樣鞏固自己的地位，考慮怎麼樣跟美國取得更多的支持。這樣對蔣的描寫並不夠全面。蔣怎麼樣 去推動中國、臺灣的經濟、社會發展，書中是少有討論的。包括所謂黃金十年中蔣的態度與決策，以及蔣如何面對戰後的復員問題，以及在臺灣的經濟建設。
對於蔣介石撤退至台以後的發展，陶涵給了約四分之一的篇幅。然而在他的筆下，這時的蔣彷彿只從事兩件事：內部鬥爭以鞏固蔣經國地位，外部力圖爭取美國支持。而蔣如何影響臺灣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與台灣的發展有何關係，這點幾乎完全沒有論及。
大體來說，陶涵蔣傳寫得中規中矩，並沒有太多的突破，相較於個人之前讀過的兩本蔣的相關著作：李敖、汪榮祖的《蔣介石評傳》以及楊天石的《尋找真實的蔣介 石》而言，這本書並不像前兩本書給予我深刻的印象。如果說一本傳記要能夠使人對於傳主有深刻的、鮮明的印象，這本傳記仍有加強的空間。從學術的角度而言， 無論是呂芳上委婉的導讀，或汪榮祖找碴般的評論，都已經指出這本書的侷限。我想，在不久的將來，也許僅在十年之內，便能有新的作品突破，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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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討論北韓的歷史，前面簡單的回顧了朝鮮半島的歷史演變：檀君傳說、箕子朝鮮、衛滿朝鮮、三韓時代、三國時期、新羅統一、高麗王朝、李氏朝鮮、日本殖民一直到戰後1948年兩個分裂國家正式成立。
第三章敘述北韓的政治體制，這章有些混雜。一方面他討論了1998年憲法對過去憲法的修改，但這些憲法條文都沒有列出。二方面沒有配上政治組織體系圖。章 節中討論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的中央與地方組織，其中比較特別的是國防委員會是國家最高領導機關，另外北韓設有「鐵路法院」專門審判鐵路運輸相關的案 件。
該章接著談論北韓政治的三個特色：領袖唯一領導（獨裁）、金日成的主體思想（政治自主、經濟自立、國防自衛）、金正日的先軍政治（軍隊是國家的中心）。最後以介紹金日成、金正日的生平經歷作結。
第四章苦難的經濟，將經濟發展分為六個階段來論述，從建國初期的土地改革、產業國有化，到韓戰後的恢復，優先發展重工業、民族自主經濟、軍事預算的加重， 以及對外經濟政策。在第五階段（1990-99）部份，指出北韓經濟困難的問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依靠行政手段管理、過多的非生產性建設、分配的平均 主義。最後將2000年以後迄今列為恢復增長的階段，並且列舉許多近年來北韓改革（如「7．1經濟改善措施」）。最後總結的部份用很小的篇幅指出改革帶來 的一些問題。
第五章、第六章則針對北韓的兩個關鍵問題：南北分裂及北韓軍備、核武器問題作介紹。在南北分裂方面，並未站在宏觀的立場來討論，反倒以北韓方的論述為基 調。例如談韓戰，講李承晚不排除以武力完成「北進統一」，但卻不講發動韓戰的是北韓；講南韓的強硬態度，卻不談北韓曾經企圖派特務刺殺南韓總統。
但文中仍將南北韓關係間重要文件做了一個回顧，包括1950年金日成的「聯邦」方案，1967年朴正熙的「勝共統一」、尼克森的和緩要求、1972年南北 紅十字會的第一次會談與《七‧四朝鮮北方和南方共同聲明》、1973年朴正熙的南北統一三原則、1984年第一次經濟會談、1988年盧泰愚的《七‧七宣 言》與其後「北方外交」的推展。冷戰結束後1991年簽訂的《關於南北和解、互不侵犯和合作交流協議書》，1998年金大中的「陽光政策」，2000年的 首次峰會與《南北共同宣言》，以及近年來雙方貿易、經濟交流的增長。
第六章首先簡單的介紹了朝鮮人民軍的沿革，接著談到北韓政府實行「先軍政治」，將軍事放在社會首位，也以制度提高軍人社會地位。在軍隊的最後一部分，則簡單說明北韓軍事指揮制度的沿革。
在核武器問題方面，書中指出美國自1957年以後在南韓境內部屬戰術核彈，到1980年代末已達一千七百多枚。這使北韓決定生產核武器。1974年北韓加 入IAEA，1985年加入《核不擴散條約》，但同時也在蘇聯援助下發展核武器。北韓透過蘇聯以及IAEA所帶來的西方援助，掌握相關技術。北韓加入了 《核不擴散條約》，但卻一直拒絕核查，因而使核問題浮上檯面。
1991年，南北韓簽署《關於朝鮮半島無核化宣言》，1992年北韓與IAEA簽署《核安全協定》，並同意接受檢，此後IAEA進行了六次核查。1993 年，由於IAEA要求檢查甯邊核設施，北韓拒絕，並退出《核不擴散條約》，至此北韓核問題緊張。而後1994年美、朝簽署《核框架協議》。北韓承諾停止研 發以及履行《無核化宣言》，美國承諾協助能源建設。此為第一次核導彈危機。
2002年，美國布希政府指北韓為邪惡軸心之一。該年10月北韓承認美國的指控：北韓正在進行濃縮鈾設施建設。由此第二次核導彈危機爆發。此後在中國的介 入下，美、日、南北韓、中、俄展開了六方會談，意圖以談判解決核問題。北韓發展核武的動機，除了用來掌握軍事優勢外，也被認為是用以要脅，獲得外部經濟援 助的籌碼。
最後一章談北韓的文化與旅遊，簡介各習俗、慶典、禮儀，許多和中國相似而異，親而不同。旅遊景點部份介紹平壤、開城、金剛山、妙香山、三八線、羅津先鋒。大多抄襲自網路資料。
大體而言，整本書的形式偏向資料彙編，各章內容多是編列排比，欠缺連貫。且資料偏向北韓官方與政治制度。對於國際普遍譴責的民生問題，草草帶過，幾乎等於 沒有著墨。而旅遊景點部份多為抄錄而來，卻未註明出處，使人不解（各章都有數十條註釋）。書中錯字極多，最普遍者為直接將「朝鮮」替為「北韓」而產生的錯 誤。作為一本概論而言，這本書僅能稱上勉強及格，有失大學出版社的出版信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