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7 讀書：史景遷，《婦人王氏之死》

高中時即接觸史景遷著作，看的是敘述晚清迄民國來華的洋人顧問事蹟的《改變中國》、以著重領導人內心世界的《太平天國》二書。但當時未理解何以史景遷如此受人推崇，而書中內容也隨著時間逐漸淡忘。大學時，曾再讀過他的《康熙》，及他最早中譯的一本著作《胡諾望的疑問》，這兩本書更迷離，讀完後茫然不知所以然：到底史景遷想要表達什麼呢？

這次春節年假返家，拿起架上前幾年購入的《婦人王氏之死》閱讀，才明白史景遷的功力所在。在書中，史景遷以地方志書、蒲松齡《聊齋誌異》、黃六鴻的官箴《福惠全書》為主要素材，由巨而細，層層鋪陳，最後聚焦在王氏之死的故事作結，將一個明末清初華北地區的小鄉村中，人們的生活世界揭露於世人眼前。


第一章「觀察者」是對史料的討論，包括內容、性質以及作者的生平和觀點，較為特別的是史景遷採用了蒲松齡的小說《聊齋誌異》作為史料，並在書中大幅引用，這在當時可說是相當前衛的作法，今天臺灣史學界也仍少此類作法。

第二章「土地」，則是對郯城的地理介紹，包括水文、物產、交通、災害。史景遷著重在郯城地區經常性的天災，以及政府稅收體制的僵化、侷限與不公。他探討這兩個問題如何相互構成郯城平民的重擔，而地方上的權勢者：地主、鄉紳、商人等又如何逃避稅收，乃至魚肉鄉里，進一步加深造稅收體系的不公與壓迫。

第三章「寡婦」則討論在清帝國法制底下的寡婦處境。史景遷在此應該是想要建立一個婦女狀況的概述。但受限於中國傳統史書的記載方式，他只能選擇以寡婦：最常被地方志書以及案件彙編記錄的女性來作為討論的主角，透過寡婦的處境來刻劃清代婦女在家庭中的境況。他們受到男性建立的價值觀約束，也受到男性的壓迫，而必須在男性的律法中以其智巧找到生存的空間：包括自己以及子女的生命、財產安全。在這些案例中，夫方家族往往為了財產而使盡手段要讓寡婦改嫁，女子的困難處境往往使現代的我們感到不可思議。

第四章「爭鬥」則以蒲松齡〈崔猛〉一文以及黃六鴻《福惠全書》中一則圍捕地方劣豪王氏的記載。這一章講述清代的前現代治理無法如今日的政府一樣控制地方。官府對於地方治安的維護是薄弱的，受限於官府的額員、地方疆界、以及地方利益網絡，無法有效的逮捕犯人，乃至地方官或證人的安全也無法有效維繫。因此對於地方上有力的土豪劣紳胡作非為，官府或默不作聲，或心有餘而力不足。

第五章是本書的書名：王姓婦人私奔的案件。開頭再次回到地方志書、蒲松齡筆下的女性角色。他從女子從夫的傳統道德要求談起，並舉方志中對滿清征服戰爭時烈婦行為的描寫為例，接著談到蒲松齡筆下故事中女性的弱勢地位。這樣的弱勢不止在一般的婚姻中，也在通姦關係之中。王氏婦人的案件來自黃六鴻的記載。王氏與情夫私奔，而後返家。某天夜裡與丈夫爭吵後被殺。而後丈夫誣指鄰居為兇手，卻在官府的偵辦下被揭穿為元凶，而官府在酌量案情後，並未以《大清律》加以處置。

書明雖名為《婦人王氏之死》，但其主旨卻可說是討論明末清初時華北山東地區的鄉村社會。在這個社會裡，官府與律法雖然力量有限，但並非無所為。鄉紳土豪、胥吏是地方最有權勢的一批人，他們有能力抗拒官府的權力，乃至把持。這個社會是男尊女卑的。而女性要在此體系處境險惡，要維護自身權益，若非有相當的聰明才智，稔熟法律規定，恐怕只能向上天祈禱，盼神明保祐。而王氏的故事便是在這樣的社會下產生的一個案例，甚至可以說是一個通例。因而史景遷藉此做為總結全書的關鍵。

史學研究不僅要爬梳史料、檔案，更要進一步做出判斷、論點、鋪陳敘述的結構。一般的史學家多以邏輯式的敘述方式，依時序或主題將所要敘述的事物整齊的排列。史家所需完成的工作，史景遷皆未遺漏，但卻在敘述上超越了尋常史家。他對材料的選用，情節、架構的安排，優秀的敘事文筆，使歷史敘述帶有小說般的魅力。但不知為何，其著作結尾部分往往相對無力，甚至有些開放。

史氏著作的另一個特點，來自於對主角心理世界的探索與傳達，從《康熙》、《胡若望的疑問》、《太平天國》、《改變中國》等書，一樣可以觀察到這個特點，楊照因此稱其為「中國心靈的轉譯家」。他所欲了解的中國，不是堆疊的、分析的、去個人化的，而是人性的、活生生的。李孝悌教授在前言說：「我們有大量關於中國近代區域和地方社會的研究，在看完一個個真實的數字、圖表或成篇累牘的徵引文字後，卻依然對被研究的社會、人民，一無所知。」這便是指此種使讀者與史家一同神入（empathy）歷史情境的能力。

史氏的這本《婦人王氏之死》初版於1978年，與1983年Natalie Zemon Davis的《馬丹‧蓋赫返鄉記》（中國譯《馬丁·蓋爾歸來》，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微觀史學名著）卻有異曲同工之妙，可以互相參看。

01-25 讀書：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修訂一版）

傳統史學研究底下的城市發展往往是線性的，理所當然的，今日的城市由過去的城市演變而來，似乎連續一致，自然而然。蘇碩斌《看得見與看不見的臺北》卻指出現代的臺北並非「自然」產生的，而是在日本殖民時期引進現代的統治技術才得以完成。

1929年，總督府土木局營繕課長井手薰，以愉悅的語調在廣播節目中稱道台北市為「美麗可愛的中型都市，如果要繼續改善，還有很多向上提升的餘地，這點我很有信心」。然而30年前，被視為自強運動要角的清廷臺灣巡撫劉銘傳，在建設臺北城的奏摺中，卻充滿無力感，只求能夠核銷經費，完全看不到井手薰的自信與願景。何以前後三十年的兩個人卻對臺北的建設有如此不同的觀察與評價？作者指出這並非來自於個人的才能差異，而是兩人完全鑲嵌在不同的兩個國家權力運作體系之中。而今日的臺北便是在此兩種體系的經營之下而得以浮現。

正文首先講述臺北的開發以及三市街的出現。從早期因欲望未被開發而豐饒的初民社會，到西班牙、荷蘭佔領下進入世界體系中的經營，而在鄭氏時期中斷。清廷領有臺灣後，基於治安成本與開墾收益間的考量，而採消極的統治方式，在此時期，漢人民間墾殖的力量建立了艋舺與大稻埕兩個聚落。清廷至牡丹社事件後才展現基於國防考量的積極治理，而臺北城便是在此思考下誕生，但貫穿整個清領時期，臺灣雖與現代世界體系有所接合，但現代社會並未誕生於臺灣島上。

文中大量引用了現有的理論作為分析的依據，如在討論初民社會時，採用薩林斯的初民社會豐裕論；論述荷、西統治時，引用華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談論清代的治理時，使用邵式柏提出的治安成本╱開墾收益間利益考量的問題、黃仁宇的數目字管理論點。討論艋舺的興起時，引用施雅堅的中國標準城鎮概念、林玉茹的臺灣河港系統，指出艋舺的興起乃是做為農產品以及貿易中心而出現，並對艋舺是由行政機構設置因而發展迅速的論點提出反駁，指出官方力量在台北早期發展的微薄。

作者又以杜贊奇就中國地方社會運作所創之「權力的文化網絡」概念分析艋舺的地方社會，並且指出郊不只是商業組織，也是艋舺地方的地域組織。1853年頂下郊拚以後，同安人移居大稻埕。作者解釋大稻埕的發展與艋舺乃是不同模式，大稻埕是由於1860年開港通商以後，接受洋行進駐，並經營茶葉貿易而興起。也因此大稻埕具有兩個層次的市場：與中國往來的郊商以及與世界貿易體系掛勾的茶葉市場。而郊商仍然在此仍然扮演地域組織的角色。

台北城是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後，清廷因海防需要而轉為積極治理後籌建，而台灣第一位巡撫劉銘傳更在城內推廣「現代〈西化〉政策」，但這些西化政策並沒有使現代社會隨之而生。國家的權力無法穿透由紳商領導的地方社會而直達人民，作者花了一章的篇幅去討論清代治理的前現代性。清代的治理能力仍然如黃仁宇所稱「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僅僅重視稅收而未能掌握人民與國土，在縣以下的基層對國家統治者而言是由鄉紳主導的地方社會掌握的不透明社會。至此，作者又以頂下郊拚來說明紳商在地方社會的領導地位與商郊的權力結構。

該章最後以劉銘傳的清丈與鐵路工程為例，證實以上的論點，並指出清代並未發展出現代社會，也藉此反駁了李國祁對現代化起點的論斷。文中指出，現代社會的產物：鐵路，無法在傳統的統治知識體系與地方社會中運作，以致問題叢生，後來日人必須捨棄劉銘傳路線，重新建構鐵路。

日本統治以後，展開現代的殖民治理，首要之務便是要能夠掌握基層與國土。在臺北城市建設的案例中，蘇以人文地理學者段義孚的「地方」與「空間」的區隔，指稱這掌握國土的行為是空間均質化（消除特異的、有意義的地方，使其成為可任意規劃的空間）、空間視覺化（使統治者能穿透不透明的地方社會而切確掌握國土與人民，將統治者成為可見的）。

作者首先討論地方社會的變化，一方面傳統的紳商或離台，或退隱，漢學教育也逐漸被打壓；二方面新式教育推廣，新一代的社會領導階層接受國家推動的新式教育，在性格上乃是依附國家，傳統社會領導階層的地方性被破壞。

不只是士紳本身的改變，統治者也有積極的作為。日本政府一面收編士紳、地方組織成為行政體系下屬，如將原只有租稅功能的保甲改造成地方行政組織，將郊商改造為單純的商業乃至祭祀組織，建立紳章制度加以籠絡士紳階層等；另一面則建立綿密警察體系，使其成為統治者的耳目與手足，政府可以直接掌握基層。與此同時，總督府也開始由公共衛生管理，開始推展臺北的都市規劃，並且隨著對地方控制的增強，規劃的範圍也穿透了臺北城牆，三市街一體的臺北市於焉出現。

在此基礎上，總督府推動各種土地、戶籍的調查。透過數字與圖像的表達，使得空間均值化、視覺化。經由這樣數目字的管理，臺北也才成為可規劃的臺北，統治者不僅看得見也下得了手，能夠依循現代都市的原則，將臺北的空間穿透，打造成可見的現代臺北。1932年的都市規劃亦是此統治知識體系的產物。

透過理論的引用、政治與社會結構分析、歷史事件的社會分析，蘇碩斌揭示了現代空間在台北降臨的過程，指出臺北的發展並非線性史觀下的自然而然，而是經由地方社會、清廷、日本各種力量經營的結果。作為一個社會學者，蘇碩斌對清代中國城市研究、清代臺灣史、台北市史的重要著作有很好的掌握，並成功的將其與現代性、現代都市的相關研究結合，使得台北城的歷史脫離了直線史觀下的沿革式書寫，而是具有理論框架，具歷史社會學意義的「現代性誕生」之探討。對於理解清、日兩國在臺灣的治理有相當大的幫助。儘管該書有一些排版上的錯誤，在論述三市街興起時，也忽略了淡水河淤積的自然因素，但整體而言，仍是相當值得推薦的著作。

02-19補充：
日前看柯文（Paul A. Cohen）《在中國發現歷史》（中華書局增訂本，2001），覺得這篇書評的論點有可以修改的地方。主要有兩個問題是我先前沒有注意到的：一點是蘇碩斌的書處理的主要是「傳統─現代」範式，從統治者史觀出發，對於原有的地方領導階層以及普通平民的觀點較少著墨，因此也可能忽略了地方社會在日本建構統治臺灣之現代政策時可能的作用，書中這些地方社會往往是被收編的對象，而沒有討論到這些人如何應對、乃至可能影響日本政策的訂定（涉及殖民現代性的問題，可參考張隆志評論柯志明《番頭家》的書評）；另一點是理論與史料間的問題，蘇碩斌是在理論指導下閱讀史料，還是彼此交互參閱？書中行文往往先提理論而討論史實，是否有為符合理論而將史料削足適履？蘇碩斌這本書自論文修改而成，有關理論方面討論似乎被刪去了。此部份非研究中國、臺灣地方社會的專家，無法判定。

現在書已經歸還圖書館，不在手邊，沒法對整篇書評作通盤檢討。但整體而言，蘇碩斌整本書對我而言最重要的啟發是以臺北城的發展為實例，說明了什麼是現代性。

01-24 讀書：若林正丈：《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

本書作者若林正丈為長期研究臺灣政治、近代史的日本學者。他由兩個觀點切入戰後臺灣史的演變，一是威權主義體制民主化的政治社會學；二是臺灣國家與社會的歷史社會學。論述的時間自1945年接收迄於該書完稿的1991年。

在第一個觀點下，指出臺灣威權體制的五個特徵，一為「準列寧主義的黨國體制」，二為「排除大眾的法統體制」，三是「政治菁英的二重族群結構」，四為「依賴外部正當性（美國）」，五為「二重侍從主義（regime patronage system）」。在界定威權體制的特徵後，進而討論威權體制的確立、展開、修正與轉型，除了產業轉型、地方選舉湧出對黨國體制不滿的民間力量外，其轉變的關鍵點是國際外交局勢的轉變、美國政策的轉變（1971年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席位以及1979年美國與中共建交），使外部正當性頓時喪失，而不得不以民主化的方式重新建立政權正當性。

在第二個觀點下，探討「臺灣民族主義」與「省籍政治」的問題。作者引用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所建構的國族主義形成理論（封閉的巡禮圈+印刷資本主義）來論述日治時代臺灣民族主義的形成，以及接收不當所造成的持續，此為第一個歷史因素；另一方面，戰後長期分割，維繫了以臺灣為區域的封閉巡禮圈，此為第二個歷史因素。由於臺灣民族主義的形塑經過兩個階段，因而臺灣民族主義與省籍並不完全重合。（以上觀點的說明整理自該書〈序章〉）

全書分為兩大部份，第一部份談威權主義的確立過程，第二部份則談論濟、社會變遷、外部正當性喪失、選舉與民主運動衝擊下所產生的轉型過程（軍事政權→開發獨裁→民主轉型）。全書大體依時序展開其論述。書中對於各個歷史事件的發展、經過以及影響有簡略的說明，對國民黨統治的政治體系也有簡要的分析。援引的著作橫跨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三學門，較重要者有吳乃德的二重侍從主義（regime patronage system）、鄭敦仁的準列寧主義黨國體制、劉進慶的戰後臺灣經濟研究，李筱峯的民主運動史研究。

該書的編輯不佳，是美中不足之處（因此我給他扣了一顆星）：一是翻譯品質有待改進，全書有許多欠妥的用詞，或有日式語句結構，雖然再版卻未加以改正，僅在書後附上勘誤表。二為註釋標示不清（夾註標示字體未區隔、註釋為書後註），參考書目編排也不佳。但這些缺點並不影響理解全書要旨。大體而言，文字仍是通暢可讀的。歷史脈絡、論點也相當清晰，並引用重要研究成果。雖然說來有些慚愧，但該書出版已近二十年，仍少有本土著作可及，是理解戰後臺灣政治、社會發展的優秀入門讀物。

01-24 讀書：張帆，《中國古代簡史（插圖本）》

本書〈插圖版〉是作者2001年《中國古代簡史》的精簡版，討論的時代斷限由遠古的舊石器時代開始，一直到康雍乾盛世。書中以政治史為敘事軸心，並擴及政治制度、社會樣貌、經濟、文化，基本收納中國史各代的政治要事以及新近的研究成果。

舉該書明代而言，書中首先談朱元璋的崛起與建立明朝，接著談新朝代的典章制度，包括政治、軍事、科舉制度。接著說明歷代皇帝的統治，大致分為明太祖、成祖到宣宗、英宗以後三部分討論，最後以明代皇權的特徵作結。接著又討論明代政治的幾個特徵：內閣、宦官專權、朝臣地位地下、黨爭等。最後討論明代的邊疆形勢以及清的崛起。最後將明清兩代合併討論其經濟、社會、文化。如農業與手工業的發展（資本主義萌芽）、商品經濟、里甲-黃冊-魚鱗圖冊的戶籍系統、一條鞭法以及其後的賦稅簡化、康熙的永不加賦、土地〈租佃〉關係、鄉紳與宗族制、陽明學、史學、文學、藝術、科技的成就，以及西學東漸。其中商品經濟是近年來臺灣明史界的焦點議題。

當然沒有討論到的議題也多，如討論地方社會的時候提到了宗族的發展，卻沒有談到「鄉約」，對於白銀、銅等貨幣與海外貿易、華人海外移民的議題沒有太多著墨，這些都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大體而言，書中討論仍以傳統的政治以及政治制度為主，對歷史事件與演變也有不錯的詮釋，但在文化方面上相對較少，多為編列，聊備一格。整體而言，在貫通性上仍然有所不足，不如甘懷真的《中國通史》般清晰俐落。但相較於筆者就讀高中時所念的課本更為深入。與傅樂成著《中國通史》相較，該書敘史事較少，解釋較多，並且在土地、稅賦、戶籍、基層社會等社會方面的有較多的著墨。雖然史事方面不如傅書詳盡，但較能夠勾勒出一代大要，值得高中歷史程度以上的學生作為進一步閱讀的奠基讀物。

書中部份年代並未統一換算成西元，或事件首尾沒有明確的時間段限，作筆記時較為不便。而本書也欠缺一般西方歷史教科書具備的大事年表、推薦進階閱讀，這些也是可以改進的地方。

01-16 讀書：西西，《縫熊志》

認識西西的文字是從〈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這文章開始的。他的文筆淺顯慧頡，抒情而不煽情，有一種靈巧的柔美。或許可以說帶點都市、通俗的氣味。我個人相當喜歡他的文章。無論零碎的時間，或完整的時間，都能夠給你帶來一點不同的感動。

這本《縫熊志》也是這樣令人有著許多小小感動的書。書中每篇散文都是圍繞著他的小熊們寫成的，多與照片搭配，介紹它們的來歷、用料，以及簡短的評語。西西縫製的小熊們型態萬千，又以巧思為他們搭上不同衣裳與配件。他用毛熊來詮釋中國古典人物。可愛的毛熊配上考究的服飾、慧頡的文字，篇幅簡短而使人會心一笑。

全書由多篇小散文、主題圖集搭配而成。其中我尤愛他所做的斑馬鼻子家族，模樣可愛，或微笑，或慵懶，或純真，或自信，配上樸素衣裳與迷你配件，令人愛不釋手。而散文中，我最愛他那篇叮嚀水滸熊們出國旅行注意事項的文章，情意細膩深摯，彷彿這些小熊們真是他的小小兒女一般，時時令人會心而笑。總而言之，這本書並不厚重，也不沈重，使人愉悅。適合課餘、工作後閒時閱讀。

01-15 誰欠蔣公一個公道？駁陸以正的混亂史觀

昨天在PTT2 8A板看到陸以正去年（2010）11月1日的《聯合報》投書〈欠蔣公一個公道！〉，內容怪繆，令人不敢恭維，故為文駁之，增補後張貼於此。

昨天十月三十一日，是故總統蔣公一百二十三歲的冥誕，卻沒有任何追思禮拜或紀念儀式。我看晚間的電視新聞，自動到他停靈的慈湖去致敬的高級官員，寥寥可數。只有國民黨黃復興黨部號召各地黨員有個紀念會，參加的都是他的老部下，或追隨來台的老兵，給人一種淒涼之感。

從他去世到現在只不過三十五年。台灣經歷太多變遷，政權兩度輪替，人情冷暖可知。但最主要原因，恐怕是許多人不知不覺地受到綠營抹黑宣傳的影響，把他看作票房毒藥。原本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被許多人從記憶刪除掉了。

要說攻訐蔣介石，李敖說第二，沒有人敢說第一，比起綠營的謾罵，李敖可是挖出史料來一一點名批判。而國民黨對自己的總裁毫不眷念，反倒要怪起本來就討厭蔣的民進黨抹黑蔣介石，此等邏輯實在令人嘖嘖稱奇。陸說蔣介石對臺灣功大於過，倒可斟酌；但蔣丟失了整個中國大陸，說他對中華民國功勞遠大於過失，實在是對不起開國先勳。除非他的中華民國僅僅等於1949年以後的臺灣，而從陸文前後看來，似乎正是如此！

蔣介石不是神，他也是人。人都有七情六慾，他自然不能例外。但如拿在天平上秤一下，他對於台灣，或對於中華民國，確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功勞遠大於過失。歷史自有公論，不能用「威權時代」四字，就一筆抹殺。

相形之下，他在國外的形象反而有所提升。哈佛大學出版社去年出版、陶涵（Jay Taylor）所著的《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全書七百六十頁，註解超過二千條，被視為權威之作，便是最有力的證據。可以拿來對照研讀，證明他為人表裏如一的，還有加州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珍藏的蔣介石日記。

 陶涵這本書寫得很淺，他對中國近代史的素養也不深。蔣身邊一堆人的關係在裡面都看不到。像他跟戴笠、陳布雷之間的互動都很少提到。對西方學者來說，是一部翻案之作，先前寫蔣，都是以其腐敗、失去中國為主，其國外評價恰恰與國內國民黨塑造的民族偉人完全相反，這些在陶涵的書中都有談到。陶涵這本書對華人唯一的賣點，就是他是第一個利用蔣日記書寫的蔣傳。但他的論點，許多我們都耳熟能詳。因此陶涵這本翻案之作對華人學者來說，難免隔靴搔癢。儘管目前以日記材料為基礎的蔣傳僅有陶涵一本，但說是權威之作，絕對是過於溢美。比起楊天石的研究，仍差得遠。

就我所知，目前還沒有稱得上精彩的蔣傳。李敖跟汪榮祖的《蔣介石評傳》是負面大全，這書是李敖把他一堆《蔣介石研究》的文章給編排起來，加以潤飾而成。書裡頭說蔣介石對孫不忠、在上海炒股、玩女人、得性病還傳給陳潔如。你能聽到的所有關於蔣的負面消息，大概這本書都包了。要說抹黑，共產黨跟李敖翻出的負面消息可多著呢。不過個人私德跟歷史地位的整體評價還是兩回事，得分開評價。至於陸以正稱蔣日記證明其表裡如一，那真是說笑。

蔣介石對台灣有多大貢獻呢？簡單點說，如無他帶來的幾十萬軍隊，民國三十八年十月在金門古寧頭抵擋住登陸的中共大軍，老毛的「血洗台灣」豪語，真可能成為事實。如無他從上海中央銀行運來的黃金，台灣經濟那時可能崩潰。如無他帶來大陸的幾萬有真才實學的愛國之士，如尹仲容、李國鼎、趙耀東、陶聲洋等，台灣不會有經濟奇蹟出現。如無他堅忍不屈，忠實執行國父孫中山的遺教，台灣不可能享受今日民主自由的環境。

然而從中華民國史的角度來看，如果不是蔣誤信美國人，要打東北的爭奪戰，可能整個國共內戰的局面都不一樣，陶涵跟蔣永敬都持此論點。若是如此，我們今天就會來討論蔣介石對中國的貢獻，而非他對臺灣的貢獻。陸以正把中華民國與臺灣兜在一塊，卻忘了1950年以前中華民國都不只有臺灣一塊。這樣的立論，完全是把蔣介石，也把民國史看小了。但從此也可清楚的顯現出「臺灣」作為這島嶼上各族群的思考立足點已經是不可擋的趨勢，以至於有些人以為民國就等於臺灣。

歷史的如果問題會讓人如果沒完，反倒只是模糊焦點。姑且就陸以正提出的三點討論一下。古寧頭擋住中共大軍，可共軍當時仍準備渡海，關鍵是1950年韓戰美國第七艦隊對台灣海峽的封鎖。真才實學之士，沒有美援，恐怕也無今日輝煌，但蔣放手讓他們發揮這倒是真的。陶涵蔣傳中對遷台後的蔣介石，描寫最深的就是他能利用臺灣的特殊地位以及他在島內無可動搖的領導地位，和美國討價還價，爭取他所想要的援助。

臺灣經濟崩潰緣起自抗戰時中國的經濟惡化在接收後波及至臺灣（一部分也是接收人員濫用貸款導致臺灣銀行過度發行），而這個惡化的高潮就是蔣發行的金元券。從這個觀點來看，很難說蔣把黃金運送來臺，所以要給正面評價。畢竟整個中國的經濟他無力導正。但準備金對於新臺幣政策是很重要的。至於說蔣對民主自由有什麼貢獻，那請觀落陰一下胡適、雷震諸位前輩吧。

看蔣的功過不能只看臺灣。真要說蔣對臺灣的貢獻，那也不能夠避談威權體制。正是蔣的威權體制，使得美國不能在臺灣複製拉美政變，保持了政治的安定，方便後面國家主導經濟開發。民主政治有他的價值，但未必能夠帶領國家走向繁榮。

大陸學術界也開始重新評估蔣介石的功過。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海鵬教授，在胡佛研究所讀過蔣公日記中已解密部分後，告訴郭岱君說，蔣確實是一位「民族主義者」。

台灣明年預定擴大慶祝「民國百年」，對這位一生和民國史無法分割的巨人，我們大家都欠他一個公道。

民族主義者也是可以製造罪惡的，不是說民族主義者就是好評價。那個時代一堆軍閥都有民族主義，卻沒有因此被視作「功大於過」的巨人。這種評價等於沒有評價。張海鵬所言只對長期宣傳蔣介石跟國民黨是帝國主義走狗的共產中國有平反意義而已。而再者，我們要以民族主義為評斷歷史的基準嗎？

陸以正通篇史觀混亂，不僅將民國、臺灣混為一談，視1950年前為無物；又誤信蔣作為孫文繼承人的宣傳和作態，乃至以為蔣處促進民主發展。陸以正欠缺史學素養、社會觀察，卻又要為人做歷史定位。這樣感懷蔣介石，卻弄巧成拙，恰恰凸顯了他對歷史的無知。

歷史人物自有其歷史地位。臺灣這幾年紛紛擾擾，塵埃未定，但蔣介石仍然是臺灣人熟知的一號人物。相較之下，許多人對孫運璿、陳誠、胡適、雷震、尹仲容、李國鼎等人卻是一無所知。與其說臺灣冷落蔣，不如說是這個社會仍然對歷史輕忽。我們多數人對歷史不但無知，也欠缺理解。陸以正此文恰可為這「無史」社會的註腳。若是如此，也難怪龍應台的書在人看來是「速食史學」，卻又如此暢銷，這個社會正需要惡補呢！

01-15 談楊天石〈二二八事件與蔣介石的對策〉一文的問題

楊天石這篇文章最早登在《傳記文學》561期，p4-21（2009年2月）。就蔣介石而言，楊是專家；但就二二八而言，楊是生手，因而產生了不少問題。

首先，書中談到的二二八經過，很多是引自武之璋的《二二八真相解密》（台北，風雲時代，2007）跟各種檔案彙編。武之璋這本書我沒看過，內容如何不便評價。但就二二八事件而言，一般先入手的仍是官方委託賴澤涵等學者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北：時報，1994），可楊在這篇文章裡面基本沒有用過這本書。但他文中有提到賴著，這可能是看過，可能是轉引。如果是前者，那麼這是很嚴重的問題。因為這是一篇翻案文章。 要翻案而不討論前人的重要著作，這無法使人心服口服。

更何況研究二二八的文章多如牛毛，楊天石卻只用了朱浤源、黃彰健、武之璋的著作。黃彰健那本著作陳儀深曾經在《近史所集刊》批評過。另外官方賴澤涵主筆的報告，或是另外一種立場的李筱峰、戴國輝、陳儀深都沒有採用，這樣的選擇當然是有問題的。楊天石投稿的《傳記文學》並非具有匿名審查制的專業學術期刊，許多史實、資料的問題並不會有人查核，這也是一個問題。

楊天石本身是研究檔案起家的，他的蔣介石研究特色就是從檔案中爬梳、還原歷史的現場，戳破許多共產黨給蔣介石的帽子，也因此有一段時間受到一些共產黨人的攻擊。這幾年比較開放，楊天石的文章也在兩岸三地大量流傳。檔案是近代史研究常用的一手史料，但史料這種東西本來就有書寫的立場偏差，而流傳、選用時也有立場的差異。最嚴重的問題是，檔案不會告訴你所有事，甚至可能刻意隱瞞某些事。所以歷史學者在利用檔案的時候不能盡信檔案。

關於人數的問題，楊直接引用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成立的賠償案件的數量作為，但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自己便曾說明這並不能用作實際死亡人數的參考（http://bit.ly/dT06ER）。而王明珂最近一篇回憶父親的文章有一段這樣的敘述：

鳳山火車站前，是台灣光復初期「2·28」事件發生流血衝突的地點之一。當時全台灣到處爆發本省人與大陸來台軍人間的暴力衝突。據母親說，當時軍人在火車 站外以竹籬、白布圍住整個車站出口，當火車入站，數百名帶著武器的台灣民眾衝出時，布幕外早已架好的機關槍開始掃射。母親說,她只看見血染紅了白色的布幕。

（王明珂，〈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刊於《南方週末》，2010年6月2日）

這裡當然有可能記憶失真，過於誇大。人的記憶不是那麼可靠的，像是車禍時許多人會記錯車牌號碼，這樣恐怖的場面，記憶也有可能失真。但如果光是鳳山就有幾百名的死傷，那麼全台死傷人數恐怕比現有的檔案來的多。二二八事件的一個問題也在這裡，回憶錄、口述歷史、檔案之間都有所出入，要如何辨別，考驗歷史學者的能耐。而二二八事件目前有大量的口述歷史材料，這些楊天石在這篇文章都基本沒用過。這些人的說法與官方說法是有很多差距的。

楊天石在使用這些檔案時要面對的是這樣的問題。但這篇文章畢竟不是二二八研究，而是蔣介石研究的衍生品，所以對二二八的考證可能比較欠缺。楊天石這篇文章當然不無翻案的味道，但是否為翻案而翻案，因而刻意忽略了另一方的論點，竊以為不需要如此果斷。畢竟楊天石的研究領域不是戰後臺灣史，史料掌握不如臺灣的學者。而裡面提到的許多情節也是當時的記載。二二八事件中也確實有很多複雜組成份子，我並不認為他有故意要導造假或是誤導。

但楊天石這樣寫，影響很廣泛，一來是他刊載的《傳記文學》是一份通俗雜誌，二來在網路上大量傳播，這當然對大眾理解二二八事件有影響。歷史研究有它複雜的一面，一般大眾並沒有時間跟心力去理解。畢竟光是二二八不到一個月的事情，要去消化、理解檔案，加以辨識都可能花上一年兩年以上的時間。歷史研究並不是像名嘴那樣抓了幾個檔案，便說確有其事，但許多人卻是這樣看待歷史的。

也因為歷史的不是一般人可以親近的，歷史學者便有它特殊的社會地位，他有很強的詮釋權威。有人看到歷史學者的說法便信以為真，碰到立場偏頗的人士那更一發不可收拾，像這一篇文章就從此斷章取義（http://bit.ly/gNBJts），當時看到令我吃了一驚。因此楊天石這樣的文章是會引起很多麻煩的，人總是會挑自己喜歡的看，這樣也就增加了許多的誤解與對立。這也是歷史學者必須面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