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先生的《宅茲中國》在中國、臺灣分別由中華書局與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這兩家傳統的中國研究出版重鎮出版,可見出版界對此書的重視。然而讀起此書,卻覺得有些對不住葛先生與出版社的名氣。問題在於葛先生寫了個大氣的「緒說」,但書裡的文章卻對不住這「緒說」的大格局,甚至結論也有氣無力,以至於整本書看起來「立場」遠大於「事實」。葛先生說要「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但就筆者來看,這本書是對不住這個理念的。
既是要「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當然得先說明何以需要重建。葛先生指出三個「中國」的威脅:西方與日本的「區域/地域」研究理論、主要源自日本的「亞洲思考」論,以及杜正勝先生等人的「同心圓」、「臺灣中心」史觀。對於葛氏而言,區域研究似乎是將要分割中國的同一性;而亞洲「文化共同體」在17世紀之後裂解了,因此亞洲思考是虛幻的,甚至可能帶有「日本帝國主義」的遺緒,將會消滅中國的特殊性。若是從前兩者來看,「同心圓」史觀大概是最十惡不赦的「中國論述」了:因為葛氏認為,這是要從「臺灣」和「亞洲」兩個面向來消解「中國」。然而葛先生這樣的質疑是不是能夠成立呢?
首先,葛先生在序言中洋洋灑灑舉了一堆「割裂」中國的理論,然而在書中卻沒有直接針對這些理論進行批判或檢討。例如葛先生在「緒說」中首先舉出了「區域/地域」論對於中國同一性的割裂,卻沒有任何一篇文章是針對此問題進行探討的。勉強說得上是回應的,恐怕是對中國同一性的強調,也就是第一章〈『中國』意識在宋代的凸顯〉。葛先生亦藉此反駁「民族國家」理論的適用性,強調中國具有特殊的歷史經驗,不應以歐洲的nationalism或是nation-state架構來進行了解。而以「民族國家」的理論標準來說,至少自宋代,中國即開始有明確的「國家」觀念,或者說,中國式的「民族國家」。
〈『中國』意識在宋代的凸顯〉是否能夠凸顯中國的「同一性」呢?乃至証成曾經存在過中國式的「民族國家」呢?以整篇文章所討論的歷史現象來說,這顯然是不足的。這篇研究仍然抵不住任何社會階層、文本觀點、區域差異的質疑。「民亦久習胡俗,態度嗜好與之俱化」(p64),書中所引這段范成大出使北方的記載,恰恰顯示在金宋對峙下,「中國性」與「中國認同」的曖昧複雜,遠非士人國家意識、對正統、道統的堅持、以及夷夏之防的勃興能夠說明的。
復次, 從「緒說」內容看來,葛先生本人對於nationalism或nation-state的理解亦相當有限。儘管葛先生指出了宋人具有明確的疆界、敵我內外分界等等國家意識,但這是否能夠說明以「民族國家」作為對於中國同一性的質疑是無效的呢?顯然葛先生的書以及文章無法充分的回應這個問題。若是葛先生要回應這個問題,需要的是對於西方民族國家概念以及歷史實際的梳理、中國國家觀念以及歷史實際的梳理,最後則是晚清時這兩種國家觀念的衝突與轉化,由此分析出中國式國家觀念與西方民族國家概念的不同。然而葛先生卻毫無觸及這個基本的比較途徑,而是簡單的以宋代「中國」的歷史現象,企圖比附「民族國家」的構成要素,以此證成中國具有獨特的國家觀念(p27-31)。葛先生在這裡的論述不僅沒有注意到語言上的差異,亦沒有關注到歷史的多面性,以至於看似要反駁西方「民族國家」觀念卻又附和了西方「民族國家」觀念。而無法提供我們另一個「歷史中國」的思考方法。
中國同一性的存在,在上層思想史的層面,也就是葛先生的專長領域來說,或許是較為明確的,這也許就是葛先生無法認同這些分割中國同一性、淡化中國獨特性之理論的原因所在。然而在地方層次、民俗層次、社會經濟發展層次,則需要更多的梳理與解析。在這些領域裡面,自然有地方的差異性存在,同一性卻也未必因此不存。事實上,同一性與差異性完全可以相容並存,余英時先生即曾經以大傳統與小傳統的理論模式來解析中國文化的問題(參見〈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一文),江南研究的成果也確實表明中國史上各地區有發展的差異,但這卻無損於中國同一性的存在。因此,葛先生何以認為這兩者會有所衝突?(p9)實在是令人感到不解。
葛先生在書中的另一個重點,則是對於「亞洲」作為一個論述領域的批判。這個批判亦與前先前捍衛中國同一性的批判犯下了同樣的錯誤,那就是歷史空間的錯置與嫁接。葛先生首先舉出的是17世紀以來的東亞國際關係主軸,是拒斥而非統合(第四章〈西方與東方,或者是東方與東方〉、第五章〈想像的與實際的:誰認同亞洲?〉),其次則指出日本學術界中「國家」、「政治」與「歷史論述」的緊密糾葛(第五章〈想像的與實際的:誰認同亞洲?〉、第六章〈國家與歷史之間〉、第七章〈邊關何處?〉)這一系列文章的安排以及寫作策略,都似乎意圖指涉這個新浮現的「亞洲」論述背後具有政治意圖。
然而葛先生卻不以這個憂慮正面去探究、批判,而是旁敲側擊,東拉西扯。如果真要嚴肅的面對新近亞洲論述的興起,那麼應該將重點放在戰後日本學界的反思以及政治的發展進程,而非掠過戰後日本的變化,試圖進行戰前日本帝國學知歷史的嫁接。這也才是葛先生所謂「從他們自己的政治史和學術史脈絡中,了解它的問題意識、思考立場、研究方法之由來」學術史方法的實踐。而在葛先生的對於東亞歷史爬梳的論述中,我們又一再看見一個過於重視士人、政治層面的歷史解析。
在和西域研究的比較下,葛先生強調環中國海的研究必須重視差異、分化等等同一性的崩潰。這種觀點的提倡顯然是簡化了歷史的複雜度,忽視了原本東亞同一性的有限和東亞三國各自的歷史發展進程。葛先生認為,滿清入關以後,日、朝二國對於中國的認同便日漸減少,由此造成了東亞共同體的崩潰,因此近代東亞歷史的主軸是同一性的崩潰。然而這恐怕是有待商榷的論斷。葛先生充其量只說明了日、朝對中國態度的轉變,甚至可說是朝貢體系的變化、衰微,但這樣是否就能夠說明在此之前曾經有一個「東亞共同體」的存在?乃至這個共同體至此崩潰?共同體的定義是什麼?內涵為何?歷史上是否曾經存在?乃至今日東亞(知識)共同體的鼓吹是否有所依據?在沒有交代這些疑問以前,葛先生是很難說明17世紀確實出現過東亞共同體的崩潰的。
葛先生在最後的結論中,仍然提到了東亞世界文化交流的存在。然而對他而言,這個交流似乎僅是「中國與周邊」,而非東亞世界的交流,也無力構成歷史上曾經有東亞共同體的論述。在結論中,葛先生更是明確的主張「傳統文史研究的意義究竟在哪?......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就是建立對國族(是文化意義上的國家,而不是政治意義上的政府)的認知,過去的傳統在一個需要建立歷史與現在的國度,它提供記憶、凝聚共識、確立認同」。然而,什麼是文化意義上的國家呢?這樣一種文化國族主義,又怎麼不跟政治脫離關係呢?
葛先生的立場顯然未能夠認識國族主義的雙面性,以及現實中國的多元性問題。這樣的立場在批評「同心圓」史觀的時候便顯露了它的問題。葛先生認為同心圓史觀是要從「臺灣」和「亞洲」兩個面向來消解「中國」,然而若是需要消解中國,何須將中國留在第二層呢?如果今天是湖南人、 山東人主張同心圓史觀,那麼葛先生是否會反對呢?當葛先生批判日本、臺灣國族主義與歷史論述的糾結時,又能否反身自我批判呢?
筆者才疏學淺,遠不及葛先生萬一。雖然在某些議題上見到葛先生的疏漏(例如「邊關何處」一文討論到1930年代的中國政學界態度(p252),卻沒有引用沈松僑先生〈江山如此多嬌——1930年代的西北旅行書寫與國族想像〉一文),無法判定葛先生的論斷是否都能夠成立,而這些質疑也許亦略嫌尖銳,沒有從葛先生的學思歷程脈絡中給予同情的理解。然而我以為若是無法處理以上的問題,無法直接面對這些理論的威脅,無法面對歷史中國與現實中國的差異(例如「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論述),那麼葛先生的「中國」恐怕仍然無法安宅斯土,無法在歷史上、現實上紮下它的根基,成為中國史學界,或是中國研究學界對於中國概念的共識與方法。
Many years later, as he faced the firing squad, Colonel Aureliano Buendía was to remember that distant afternoon when his father took him to discover ice.
Taiwan Historian Network
Thursday, October 27, 2011
Monday, October 24, 2011
10-24 讀書: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
本書可說是蘇秉琦教授對他一生考古經驗與理論的總結,也是對近一個世紀以來的中國考古學發現,進行總理論的建構。蘇教授在書中以淺顯的文字,以個人經驗與民國以來的考古發現為基底,講述其考古學思考與理論的由來。蘇先生的條塊說(六大文化區系)、三部曲(古國─方國─帝國)、三模式(原生、次生、續生)等等概念在書中都有簡單淺顯的陳述。
不過,其中一些觸及考古文物類型學的論述,並沒有配上插圖,這使得我們這些考古學的門外漢在閱讀時有些辛苦。尤以前三章針對蘇教授自身如何從仰韶文化的器物研究,得出中國文明多元文明起源可能這一觀念的論述最為吃力,有失「雅俗共賞」的本意。雖然這對於理解蘇先生的一些理論概念並不構成障礙,只是難免有些缺憾。但整體而言,蘇教授本書仍然適合高中以上,對於中國上古史、文明起源有興趣的讀者閱讀。附帶一提的是,目前臺灣歷史學界對於中國考古成就的理解,似乎也以張光直、蘇秉琦兩先生的研究體系為主。因此,對於歷史學系的學生而言,這本小書似成了一本不得不讀的著作。
不過,其中一些觸及考古文物類型學的論述,並沒有配上插圖,這使得我們這些考古學的門外漢在閱讀時有些辛苦。尤以前三章針對蘇教授自身如何從仰韶文化的器物研究,得出中國文明多元文明起源可能這一觀念的論述最為吃力,有失「雅俗共賞」的本意。雖然這對於理解蘇先生的一些理論概念並不構成障礙,只是難免有些缺憾。但整體而言,蘇教授本書仍然適合高中以上,對於中國上古史、文明起源有興趣的讀者閱讀。附帶一提的是,目前臺灣歷史學界對於中國考古成就的理解,似乎也以張光直、蘇秉琦兩先生的研究體系為主。因此,對於歷史學系的學生而言,這本小書似成了一本不得不讀的著作。
Saturday, October 22, 2011
10-22 讀書:傅衣凌,《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 明代江南市民經濟初探》
本書是傅衣凌教授兩本著作的合訂本。《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一書除去總論以外,其餘各篇為討論幾支商人發達的情況,這些商人遍及中國各地,乃至於西太平洋地區。雖然沒有討論到著名的晉商,仍可從書中幾支商人群體的蓬勃發展,感受明代市場經濟的發達。《明代江南市民經濟初探》則是以江南地區城市的經濟發展為基礎,試圖討論此一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變化(所謂「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
書中許多論斷硬搬馬克思理論,詮釋得頗為生硬,亦沒有深入的探討整個社會變革的內在機制與動力,這是本書缺點所在;但瑕不掩瑜,這兩本論著仍然深具閱讀的魅力。首先,此二書涉及層面極廣,不少當今學者仍在持續探討的議題,都可以在這本書裡面找到。例如徐泓教授曾經討論過的閩南社會風氣的變化、巫仁恕教授討論的消費社會跟城市民變、余英時教授討論過的商人精神、蔣竹山教授討論的湯斌禁淫祀,這些議題在這本書中多少都有觸及。
其次,書中引用的一些案例,仍然深具啟發性。例如傅教授在《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書中往往提到商業資本受到「鄉族」或是「封建制度」制約而無法發展的問題。這些論斷雖然頗為生硬,但若換個角度、語彙來觀察這些案例,我們可以發現傅教授所舉出的這些案例,也可說是缺乏公司法人制度、現代融資金融機構造成的資本無法累積、流通、轉投資的問題,或者是欠缺「信用」的問題。若是從這個觀點切入,即有可能以經濟學、社會學等等社會科學的視角來觀察,進一步進行中西歷史的比較探討。因此,儘管這兩本書是早在1950年代後期就已出版的著作,但仍然深具啟發性與議題性,直到今日,仍具有作為為明代社會經濟史的入門概覽著作的價值。任何對於中國歷史有興趣的歷史學系學生,我想都不應該錯過這本書。
書中許多論斷硬搬馬克思理論,詮釋得頗為生硬,亦沒有深入的探討整個社會變革的內在機制與動力,這是本書缺點所在;但瑕不掩瑜,這兩本論著仍然深具閱讀的魅力。首先,此二書涉及層面極廣,不少當今學者仍在持續探討的議題,都可以在這本書裡面找到。例如徐泓教授曾經討論過的閩南社會風氣的變化、巫仁恕教授討論的消費社會跟城市民變、余英時教授討論過的商人精神、蔣竹山教授討論的湯斌禁淫祀,這些議題在這本書中多少都有觸及。
其次,書中引用的一些案例,仍然深具啟發性。例如傅教授在《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書中往往提到商業資本受到「鄉族」或是「封建制度」制約而無法發展的問題。這些論斷雖然頗為生硬,但若換個角度、語彙來觀察這些案例,我們可以發現傅教授所舉出的這些案例,也可說是缺乏公司法人制度、現代融資金融機構造成的資本無法累積、流通、轉投資的問題,或者是欠缺「信用」的問題。若是從這個觀點切入,即有可能以經濟學、社會學等等社會科學的視角來觀察,進一步進行中西歷史的比較探討。因此,儘管這兩本書是早在1950年代後期就已出版的著作,但仍然深具啟發性與議題性,直到今日,仍具有作為為明代社會經濟史的入門概覽著作的價值。任何對於中國歷史有興趣的歷史學系學生,我想都不應該錯過這本書。
Monday, September 5, 2011
09-05 讀書:評逯耀東,《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
說起來,給逯氏這本著作兩顆星的評價似乎不算公道。畢竟是30年前的舊著,用漢化作為核心概念來詮釋拓跋魏的發展也是時代潮流。然而整本書的問題並不只是漢化中心,而是循環論證。逯氏在書中大多數的論文中並沒有說明何以他的論點可以從史料中成立,而是以提出論點→以論點解釋史料→以此解釋回證論點的論證方式餔陳文章。這種寫法其實頗類似英文寫作中的「主題句」,但論證過程太過單薄,欠缺考慮,文中所舉史料往往不能夠佐證逯氏的論點。這樣的問題通貫全書,遂至「不忍卒讀」。
逯氏本身對於社會科學的認識恐怕是很稀少的,經常以「常識」妄下定論,使其論述頗多值得商榷。例如他在〈北魏前期的文化與政治形態〉中提到發展農業的問題,認為「除了這過渡地帶原有的農業基礎影響外,最現實的原因,還是由於拓跋氏的勢力不斷擴展,不僅獲得大量的牲畜,並且還掠劫了大量的人口,加上那些歸附的部落,原來的社會經濟基礎,不足維持所統治人民的生活,因此不得不從事農業的生產」然而這個人口擴張使得拓跋氏不得不發展農業的論點,並沒有任何的史料佐證,亦非必然之事。諸如此類「想當然耳」的論斷在書中頗多。
又書中往往此處論斷與先前論斷互有牴觸而未見處理。同樣在〈北魏前期的文化與政治形態〉一文中,他認為「拓跋氏以一個文化落後的遊牧部落,一旦君臨中原以後,雖然在內心隱藏著文化的自卑,可是在表面上卻不能不維持統治者的優越感,因此對於文化水準超過他的中原士族顯得非常苛刻」將拓跋氏對中原士族的態度,歸因其自卑的心態。但逯氏在該文稍早提到拓跋氏原有部落律法相當嚴峻,其君主亦喜好法家。則此中原士族的問題,亦可放在這樣的認識下加以探討。但他卻未做這樣的處理,而是直接將中原士族特殊化,另外以文化角度詮釋拓跋式對於中原士族的態度。但這樣做的同時,也未將其對中原士族與代北大族兩者的態度做比較。這樣的論點不僅不夠嚴謹,亦使逯氏自相矛盾。〈北魏孝文帝遷都與其家庭悲劇〉一文之中亦有這種問題:拓跋宏在他筆下,先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者,但遷洛後又強調他的處處妥協,似乎立刻轉變為一個現實主義的君主。逯氏並未處理這兩種形象之間的矛盾,使得拓跋宏似乎成為了一個頭腦不清的昏君。
從〈北魏孝文帝遷都與其家庭悲劇〉一文中,我們亦可看到逯耀東的漢化中心傾向:他並無意整體考察北魏時代的政治、社會變動,而僅願意考察其漢化的一面。這是因為他認為:漢化成功是北魏之所以能夠立國一百餘年的原因。但他卻忽略了,他最為推崇的孝文帝的漢化政策也埋下了北魏滅亡的種子,漢化的北魏朝廷終究無法統治胡漢雜揉的華北地區。這樣對於歷史片面的認識,是逯耀東此書失敗的最根本原因。
逯氏在史料解讀上,亦有可商榷之處。最明顯的問題即是在將陳寅恪論斷誤讀:他誤將陳寅恪對於「魏晉之際」婚姻的社會流動的論述,誤為「關係兩晉、南北朝士族問題之全部」。但考陳寅恪原文,他所謂「關係兩晉、南北朝士族問題之全部」者為士族源於以家學、禮法標異他姓,非以先代高官厚祿。「魏晉之際」小族名士可與大族通婚,即可說明最早的士族非以先代高官厚祿分別。陳氏亦以反面的說法指出「後來士族之婚宦二事專以祖宗高下為惟一之標準」。逯氏此處錯誤不知是誤讀陳氏論點,還是門戶之見所致(事實上,全書也很少引用其他的魏晉大家之論點,如周一良、唐長儒、陳寅恪等人的論著皆很少提及)。附錄〈試釋論漢匈間之甌脫〉也有這樣的問題:他不加分別的把甌脫、歐代、區脫等詞視為同一,但卻忽略了這三者可能確實不同:他將甌脫定義為兩國間無人居住的緩衝地帶,但若將歐脫與歐代區分,則從《史記》、《漢書》前後文記載來看,歐脫亦可能是營地、站等意思,指邊境上的崗哨。但逯氏毫不考慮此可能性,而不加思索的以白鳥庫吉、拉鐵摩爾的語源學論點為依據。這也使得他的論點令人難以接受。
以上所舉的問題僅是滄海一粟,書中還有許多各式各樣的問題。這些問題以當代的史學標準來看,都是不應該出現的。即使單為考據之作,亦不可如此毫無章法,遑論逯氏將書名副題取為「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讀來更令人感覺逯氏實無能力駕馭此一大問題。逯氏論述中的各種方法上的問題並不是年代久遠,時代使然可以一筆帶過:年代更為久遠的陳寅恪,其論證鏗鏘有力,遠過逯氏數倍。可見以上所舉種種並非時代限制,僅能夠視為逯氏自身的問題。因此,這本書只值得給予兩顆星的評價。
逯氏本身對於社會科學的認識恐怕是很稀少的,經常以「常識」妄下定論,使其論述頗多值得商榷。例如他在〈北魏前期的文化與政治形態〉中提到發展農業的問題,認為「除了這過渡地帶原有的農業基礎影響外,最現實的原因,還是由於拓跋氏的勢力不斷擴展,不僅獲得大量的牲畜,並且還掠劫了大量的人口,加上那些歸附的部落,原來的社會經濟基礎,不足維持所統治人民的生活,因此不得不從事農業的生產」然而這個人口擴張使得拓跋氏不得不發展農業的論點,並沒有任何的史料佐證,亦非必然之事。諸如此類「想當然耳」的論斷在書中頗多。
又書中往往此處論斷與先前論斷互有牴觸而未見處理。同樣在〈北魏前期的文化與政治形態〉一文中,他認為「拓跋氏以一個文化落後的遊牧部落,一旦君臨中原以後,雖然在內心隱藏著文化的自卑,可是在表面上卻不能不維持統治者的優越感,因此對於文化水準超過他的中原士族顯得非常苛刻」將拓跋氏對中原士族的態度,歸因其自卑的心態。但逯氏在該文稍早提到拓跋氏原有部落律法相當嚴峻,其君主亦喜好法家。則此中原士族的問題,亦可放在這樣的認識下加以探討。但他卻未做這樣的處理,而是直接將中原士族特殊化,另外以文化角度詮釋拓跋式對於中原士族的態度。但這樣做的同時,也未將其對中原士族與代北大族兩者的態度做比較。這樣的論點不僅不夠嚴謹,亦使逯氏自相矛盾。〈北魏孝文帝遷都與其家庭悲劇〉一文之中亦有這種問題:拓跋宏在他筆下,先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者,但遷洛後又強調他的處處妥協,似乎立刻轉變為一個現實主義的君主。逯氏並未處理這兩種形象之間的矛盾,使得拓跋宏似乎成為了一個頭腦不清的昏君。
從〈北魏孝文帝遷都與其家庭悲劇〉一文中,我們亦可看到逯耀東的漢化中心傾向:他並無意整體考察北魏時代的政治、社會變動,而僅願意考察其漢化的一面。這是因為他認為:漢化成功是北魏之所以能夠立國一百餘年的原因。但他卻忽略了,他最為推崇的孝文帝的漢化政策也埋下了北魏滅亡的種子,漢化的北魏朝廷終究無法統治胡漢雜揉的華北地區。這樣對於歷史片面的認識,是逯耀東此書失敗的最根本原因。
逯氏在史料解讀上,亦有可商榷之處。最明顯的問題即是在將陳寅恪論斷誤讀:他誤將陳寅恪對於「魏晉之際」婚姻的社會流動的論述,誤為「關係兩晉、南北朝士族問題之全部」。但考陳寅恪原文,他所謂「關係兩晉、南北朝士族問題之全部」者為士族源於以家學、禮法標異他姓,非以先代高官厚祿。「魏晉之際」小族名士可與大族通婚,即可說明最早的士族非以先代高官厚祿分別。陳氏亦以反面的說法指出「後來士族之婚宦二事專以祖宗高下為惟一之標準」。逯氏此處錯誤不知是誤讀陳氏論點,還是門戶之見所致(事實上,全書也很少引用其他的魏晉大家之論點,如周一良、唐長儒、陳寅恪等人的論著皆很少提及)。附錄〈試釋論漢匈間之甌脫〉也有這樣的問題:他不加分別的把甌脫、歐代、區脫等詞視為同一,但卻忽略了這三者可能確實不同:他將甌脫定義為兩國間無人居住的緩衝地帶,但若將歐脫與歐代區分,則從《史記》、《漢書》前後文記載來看,歐脫亦可能是營地、站等意思,指邊境上的崗哨。但逯氏毫不考慮此可能性,而不加思索的以白鳥庫吉、拉鐵摩爾的語源學論點為依據。這也使得他的論點令人難以接受。
以上所舉的問題僅是滄海一粟,書中還有許多各式各樣的問題。這些問題以當代的史學標準來看,都是不應該出現的。即使單為考據之作,亦不可如此毫無章法,遑論逯氏將書名副題取為「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讀來更令人感覺逯氏實無能力駕馭此一大問題。逯氏論述中的各種方法上的問題並不是年代久遠,時代使然可以一筆帶過:年代更為久遠的陳寅恪,其論證鏗鏘有力,遠過逯氏數倍。可見以上所舉種種並非時代限制,僅能夠視為逯氏自身的問題。因此,這本書只值得給予兩顆星的評價。
Thursday, September 1, 2011
Thursday, August 25, 2011
08-25 讀書: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的幾點商榷
王明珂在本書中試圖以資源爭奪造成的社會記憶變遷,來詮釋族群認同的變動,並且由華夏邊緣的考察來論證此論點。這樣一種考察族群關係的政治─經濟理論似乎與以現代國族主義為考察對象的《想像的共同體》之論述更加根本且全面。但在書中仍有一些問題有待商榷。
首先,在書中王明珂並沒有仔細的去討論「資源」的內含。而王氏的資源乍看之下似乎指涉姿然資源、生產資源。但竊以為若王氏的理論成立,則需要將「資源」所指的內含擴大:不僅是生產資源,更包括在此基礎上建立的生產方式、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組織。這是由於在族群的紛爭之中,人們並不一定會直接赤裸裸的以「資源」來思考,有時反而會以社會制度來做為其主張的立場。例如常見的「獨裁中國V.S.民主臺灣」的論點,其中民主與獨裁並非僅是資源切割考量下所任意選擇的價值分界,其本身即是被界定成需要被「保護」的資源。
再者,王明珂對於社會記憶持一種相對的觀點,這是對歷史學──或任何以「過去的事實」為研究對象的學問──的根本打擊。如果歷史記憶僅是人們彼此之間爭奪資源的工具,則歷史學家──以及歷史研究,在現代社會中又將何去何從? 更甚者由王明珂的觀點出發,則王明珂的論著亦將因此成為一種爭奪資源的工具。其中的分界何在?王明珂對此並沒有回答。這也是許多將學術研究相對化、解構化的論述之問題所在。
最後,關於「華夏邊緣」的論證,亦有不少問題。其一:在有關羌人的討論中,王明珂以《史記》與《後漢書》中「羌」的地理位置改變,來說明羌、氐僅僅是漢人對於西方分散式遊牧社會的稱呼,並非某族的自稱。但他並沒有說明,何以不少五胡十六國的君長仍然被指為羌、氐人?這是因為這些君長在漢化以後接受了漢人對羌、氐的概念?還是有其他原因?如果是因為接受漢人觀念,這些羌氐君主又如何統御其族部落民?王氏雖然表示要考察例史上的羌人認同受限於史料,使其幾乎不可能。但如果吳太伯的故事可以考察,則五胡十六國時的羌氐國家應亦可稍作探討。
其二,王明珂認為華夏對農業定居的族群開放其邊界,希望能夠將之納入華夏。在書中王氏以朝鮮為例,但朝鮮並不接受華夏的認同。若我們深入思考,則朝鮮的例子似乎顯示:華夏邊緣的成立,並不只是同質社會的同化及異質社會的他者化,亦包涵同質社會的他者化。但王氏並未由此思路深入探討朝鮮的案例,僅是以社會科學化的敘述作簡單的詮釋。但若此思考得以形成,則其邊緣理論所立足的生態環境造成的不同資源利用方式,以及對資源的保護,並不能夠完全的說明華夏邊緣的形成,它顯然仍受到其他因素影響。
以上僅略就記憶所及舉一二。整體而言,王明珂提出了一種詮釋觀點,但顯然這種詮釋觀點仍然不能夠完整的詮釋族群互動的關係,華夏的形成──以及與之相關歷史族群問題,都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考察。
首先,在書中王明珂並沒有仔細的去討論「資源」的內含。而王氏的資源乍看之下似乎指涉姿然資源、生產資源。但竊以為若王氏的理論成立,則需要將「資源」所指的內含擴大:不僅是生產資源,更包括在此基礎上建立的生產方式、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組織。這是由於在族群的紛爭之中,人們並不一定會直接赤裸裸的以「資源」來思考,有時反而會以社會制度來做為其主張的立場。例如常見的「獨裁中國V.S.民主臺灣」的論點,其中民主與獨裁並非僅是資源切割考量下所任意選擇的價值分界,其本身即是被界定成需要被「保護」的資源。
再者,王明珂對於社會記憶持一種相對的觀點,這是對歷史學──或任何以「過去的事實」為研究對象的學問──的根本打擊。如果歷史記憶僅是人們彼此之間爭奪資源的工具,則歷史學家──以及歷史研究,在現代社會中又將何去何從? 更甚者由王明珂的觀點出發,則王明珂的論著亦將因此成為一種爭奪資源的工具。其中的分界何在?王明珂對此並沒有回答。這也是許多將學術研究相對化、解構化的論述之問題所在。
最後,關於「華夏邊緣」的論證,亦有不少問題。其一:在有關羌人的討論中,王明珂以《史記》與《後漢書》中「羌」的地理位置改變,來說明羌、氐僅僅是漢人對於西方分散式遊牧社會的稱呼,並非某族的自稱。但他並沒有說明,何以不少五胡十六國的君長仍然被指為羌、氐人?這是因為這些君長在漢化以後接受了漢人對羌、氐的概念?還是有其他原因?如果是因為接受漢人觀念,這些羌氐君主又如何統御其族部落民?王氏雖然表示要考察例史上的羌人認同受限於史料,使其幾乎不可能。但如果吳太伯的故事可以考察,則五胡十六國時的羌氐國家應亦可稍作探討。
其二,王明珂認為華夏對農業定居的族群開放其邊界,希望能夠將之納入華夏。在書中王氏以朝鮮為例,但朝鮮並不接受華夏的認同。若我們深入思考,則朝鮮的例子似乎顯示:華夏邊緣的成立,並不只是同質社會的同化及異質社會的他者化,亦包涵同質社會的他者化。但王氏並未由此思路深入探討朝鮮的案例,僅是以社會科學化的敘述作簡單的詮釋。但若此思考得以形成,則其邊緣理論所立足的生態環境造成的不同資源利用方式,以及對資源的保護,並不能夠完全的說明華夏邊緣的形成,它顯然仍受到其他因素影響。
以上僅略就記憶所及舉一二。整體而言,王明珂提出了一種詮釋觀點,但顯然這種詮釋觀點仍然不能夠完整的詮釋族群互動的關係,華夏的形成──以及與之相關歷史族群問題,都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考察。
Sunday, July 24, 2011
07-24 讀書:伊藤道治等著,吳密察等譯,《中國通史》
這本《中國通史》是自1977年日本講談社出版之「新書東洋史」中,選出前四冊譯出彙編而成(分別為伊藤道治《中国社会の成立》、谷川道雄《世界帝国の形成》、竺沙雅章《征服王朝の時代》、岩見宏與谷口規矩雄合著《伝統中国の完成》,稻鄉出版社後來也各自出版單行本),涵蓋自石器時代以迄於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歷史。是目前臺灣史學界通行的中國通史教材之一。說起來,30年來史學界對於中國歷史的認識當有更進一步的發展,書中許多史實、詮釋已經跟現今研究不符。如書中伊藤道治對於新石器考古發現的斷代,將二里頭視為早商文化的遺跡,但今日視為夏文化遺跡之觀點較為普遍(如張帆《中國古代簡史》、許倬雲《萬古江河》)。又如將安祿山的「雜胡」仍作西域、突厥混血兒解,與今日栗特人(Sogdian)的觀點亦不同(參見王小甫,《隨唐五代史》)。
由此觀之,這本書似乎早應被淘汰。但為何此書仍被許多教師採用呢?除了新近漢語學界適合用作中國通史教材的著作不多外,本書強烈的「議題性」,應是最主要的原因。本書作者們在論述時並不是簡單的分門別類敘述,而是依據當時中國史學界的焦點議題來構築論述體系,以此論述史實的發展。這種寫法與常見的中國通史著作不同,一般的中國通史著作往往以正史、政治範疇為主軸。這樣的通史著作缺點在於欠缺因果的、整體的視野,尤其是在論述社會、經濟演變時往往隨朝代斷裂,容易淪為背誦各代要事。但本書的作者們則試圖以議題為基礎,多面而有機的去勾勒整個時代的特徵,這使我們更能夠掌握、思考整個中國史發展的脈動。
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來說明該書的多面性。如唐末藩鎮割據的議題,這本書處理的面向涵蓋文化、軍事、財政等面相,包括長期以來的胡化、作為中原與契丹間的緩衝,武人政權與唐文化保存、北傳的關係。但一般的漢語學界通史著作,卻不會作這麼多面相的處理,如張帆《中國古代簡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僅處理緩衝區以及財政上的問題。再如鹽專賣制是中國古代很重要的制度,前引張帆的著作對此少有著墨,但在本書中,卻處理了鹽專賣制與唐末大亂、明清晉商、徽商崛起的關係。用心的讀者自然可以從此發現鹽專賣對於中國歷史的重要影響。
以體系架構為主進行論述也是本書的一大特色。例如伊藤道治以「中國農業文明的起源問題」、「殷周(V.S.春秋以後)國家的性質問題」、「從法治主義走向禮教主義的政治-社會秩序」作為考察先秦史的三個主要問題,由此展開他對於先秦史的論述;而谷川道雄則是以「世界秩序的崩解及再造」、「公私問題」、「共同體與貴族制」等數個主要的思路展開魏晉南北朝史的考察;竺沙雅章則試圖展現南北兩路在五代迄元的不同發展進程;岩見宏與谷口規矩雄則試圖將明清的各項重要發展間作有機的聯繫。
這些體系未必得當,如谷川道雄過於強調共同體的作用,對於魏晉反禮教的議題、南北門閥差距的處理就有待商榷。但我以為這樣重視體系、問題,以及各現象間有機聯繫的風格,相較於平鋪直述的寫作方式,更能夠刺激學生的因果、聯想思考,也更能夠展現歷史學作為一種持續探討、論爭中之學術的本質。儘管本書已經是30年以前的老作品,但對於已經熟悉基本史事,想要更進一步了解中國史的讀者,仍有相當價值。
由此觀之,這本書似乎早應被淘汰。但為何此書仍被許多教師採用呢?除了新近漢語學界適合用作中國通史教材的著作不多外,本書強烈的「議題性」,應是最主要的原因。本書作者們在論述時並不是簡單的分門別類敘述,而是依據當時中國史學界的焦點議題來構築論述體系,以此論述史實的發展。這種寫法與常見的中國通史著作不同,一般的中國通史著作往往以正史、政治範疇為主軸。這樣的通史著作缺點在於欠缺因果的、整體的視野,尤其是在論述社會、經濟演變時往往隨朝代斷裂,容易淪為背誦各代要事。但本書的作者們則試圖以議題為基礎,多面而有機的去勾勒整個時代的特徵,這使我們更能夠掌握、思考整個中國史發展的脈動。
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來說明該書的多面性。如唐末藩鎮割據的議題,這本書處理的面向涵蓋文化、軍事、財政等面相,包括長期以來的胡化、作為中原與契丹間的緩衝,武人政權與唐文化保存、北傳的關係。但一般的漢語學界通史著作,卻不會作這麼多面相的處理,如張帆《中國古代簡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僅處理緩衝區以及財政上的問題。再如鹽專賣制是中國古代很重要的制度,前引張帆的著作對此少有著墨,但在本書中,卻處理了鹽專賣制與唐末大亂、明清晉商、徽商崛起的關係。用心的讀者自然可以從此發現鹽專賣對於中國歷史的重要影響。
以體系架構為主進行論述也是本書的一大特色。例如伊藤道治以「中國農業文明的起源問題」、「殷周(V.S.春秋以後)國家的性質問題」、「從法治主義走向禮教主義的政治-社會秩序」作為考察先秦史的三個主要問題,由此展開他對於先秦史的論述;而谷川道雄則是以「世界秩序的崩解及再造」、「公私問題」、「共同體與貴族制」等數個主要的思路展開魏晉南北朝史的考察;竺沙雅章則試圖展現南北兩路在五代迄元的不同發展進程;岩見宏與谷口規矩雄則試圖將明清的各項重要發展間作有機的聯繫。
這些體系未必得當,如谷川道雄過於強調共同體的作用,對於魏晉反禮教的議題、南北門閥差距的處理就有待商榷。但我以為這樣重視體系、問題,以及各現象間有機聯繫的風格,相較於平鋪直述的寫作方式,更能夠刺激學生的因果、聯想思考,也更能夠展現歷史學作為一種持續探討、論爭中之學術的本質。儘管本書已經是30年以前的老作品,但對於已經熟悉基本史事,想要更進一步了解中國史的讀者,仍有相當價值。
Wednesday, July 20, 2011
07-20 讀書:張元,《古代中國的圖像長卷:資治通鑑》
此書前半部為張元導讀,大體與他於2010年臺北書展演講內容相去不遠,只是將例子補充得更完整。不過現場演講時的氣韻生動,卻無法透過文字保存。
全書首先討論《資治通鑑》的成書,從北宋的時代精神、司馬光的個性與編撰經過,助編與編撰方法,乃至胡三省注、王夫之論,還有該如何閱讀此書,皆有論及。其次則選讀幾則通鑑所載史事,講述其中的人情義理,以及史家筆法。如劉邦斬白蛇,幾乎怪誕,何以載之?張元自有見解,認為當時的編撰者取其象徵意義。通鑑筆法便透過舉例討論而彰顯。
書的後半為原文選錄(含胡三省注),部份附上王夫之論。這些篇章都跟前面介紹過的不同。通鑑本文的文句不算太難讀,反倒是王夫之的通鑑論有時更加拗口難解。整體而言,導讀的部份面面俱到,淺顯明白,選錄的篇幅亦不少,又導讀時亦曾舉例加以講解。個人以為相當適合作為高中課外讀物,或大學中國通史或史料學、史學方法的補充教材。
全書首先討論《資治通鑑》的成書,從北宋的時代精神、司馬光的個性與編撰經過,助編與編撰方法,乃至胡三省注、王夫之論,還有該如何閱讀此書,皆有論及。其次則選讀幾則通鑑所載史事,講述其中的人情義理,以及史家筆法。如劉邦斬白蛇,幾乎怪誕,何以載之?張元自有見解,認為當時的編撰者取其象徵意義。通鑑筆法便透過舉例討論而彰顯。
書的後半為原文選錄(含胡三省注),部份附上王夫之論。這些篇章都跟前面介紹過的不同。通鑑本文的文句不算太難讀,反倒是王夫之的通鑑論有時更加拗口難解。整體而言,導讀的部份面面俱到,淺顯明白,選錄的篇幅亦不少,又導讀時亦曾舉例加以講解。個人以為相當適合作為高中課外讀物,或大學中國通史或史料學、史學方法的補充教材。
Sunday, July 17, 2011
07-17 讀書:葛劍雄,《從此葡萄入漢家:史記.大宛列傳》
本書是經典3.0系列套書之一。這一套經典3.0選書的方式似乎是先找專家,再由專家自行決定要推薦、導讀什麼書。也因此才有王汎森講《明夷待訪錄》,葛劍雄講《史記.大宛列傳》等著作。否則,一般的經典是不會納入這些書,或是這些章節的。
導讀者葛劍雄是歷史地理專業出身。他在書中導讀的方向,是以中國為中心,討論漢文化自上古以來世界觀、地理知識的演進,由此指出張騫鑿空的歷史意義。其次對張騫的西域見聞,也就是《史記.大宛列傳》中的記載稍作說明。最後討論促成張騫鑿空的歷史因素,以及為何中國欠缺對外探險的動力。我本以為導讀者會介紹當時的中亞以及絲路狀況,但是這方面葛劍雄談得很少,老實說是有些失望。
本書圖片中主要的取材是敦煌壁畫,漢代壁畫雖然也有取用,但相對較少,或許是受到考古資料的限制吧。但在編輯上仍有一些疏漏。如該書附上的張騫出西域地圖(p40-41)將大月氏與大夏標成兩個地方,這顯然有誤。不知道是否由於出書倉促所致?
書中最後將《史記 .大宛列傳》全部錄上,並且附上葛劍雄的翻譯與三家注。葛劍雄的翻譯僅是簡單的白話轉換,對於一些歷史名詞並沒有多加說明。有趣的是從三家注可以看到中國知識人如何將司馬遷的記載與其他地理著作互相發明。或是為古籍辯護,反對司馬遷的說法;或是將司馬遷的紀錄作更多的闡述,指出其與古籍相合。從這些註釋我們可以看到古代中國知識人對於地理知識的態度與處理方式。整體而言,本書算是相當不錯的導讀書,適合做為高中課外閱讀或是大學中國通史課程的補充材料。
導讀者葛劍雄是歷史地理專業出身。他在書中導讀的方向,是以中國為中心,討論漢文化自上古以來世界觀、地理知識的演進,由此指出張騫鑿空的歷史意義。其次對張騫的西域見聞,也就是《史記.大宛列傳》中的記載稍作說明。最後討論促成張騫鑿空的歷史因素,以及為何中國欠缺對外探險的動力。我本以為導讀者會介紹當時的中亞以及絲路狀況,但是這方面葛劍雄談得很少,老實說是有些失望。
本書圖片中主要的取材是敦煌壁畫,漢代壁畫雖然也有取用,但相對較少,或許是受到考古資料的限制吧。但在編輯上仍有一些疏漏。如該書附上的張騫出西域地圖(p40-41)將大月氏與大夏標成兩個地方,這顯然有誤。不知道是否由於出書倉促所致?
書中最後將《史記 .大宛列傳》全部錄上,並且附上葛劍雄的翻譯與三家注。葛劍雄的翻譯僅是簡單的白話轉換,對於一些歷史名詞並沒有多加說明。有趣的是從三家注可以看到中國知識人如何將司馬遷的記載與其他地理著作互相發明。或是為古籍辯護,反對司馬遷的說法;或是將司馬遷的紀錄作更多的闡述,指出其與古籍相合。從這些註釋我們可以看到古代中國知識人對於地理知識的態度與處理方式。整體而言,本書算是相當不錯的導讀書,適合做為高中課外閱讀或是大學中國通史課程的補充材料。
Saturday, May 21, 2011
05-21 讀書:柯志明《米糖相剋》頁129-143的論證分析
在臺通課程所選的閱讀文章中,這段選文往往是最令人難解的。我自己大一時也不能夠摸清楚柯志明的論證架構。去年第一次帶讀書會時,第二次閱讀柯志明的這一緞紋章,才算弄懂了柯志明的基本論證。
今年讀書會的學弟妹對於這篇文章仍然是有讀沒有懂,所以做了這張表格分析給學弟妹參考。這份表格大概花了我四個小時才完成。雖然說柯的基本論證架構我已經弄懂了,但要如何製表,如何呈現仍然花了不少時間考慮。另外,我幾乎把這一大段1/2甚至2/3以上的內容放入表格中,打字也佔去不少時間。
雖然我明年應該沒有機會再帶臺通讀書會。但製作這表格也算有所收穫。我原以為去年已經搞懂了柯志明的論證。但在做表格時才發現我還是將柯志明的某一段論證搞錯了。這也算是應驗了Francis Bacon的名言:「Some books are to be tasted, others to be swallowed, and 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digested.*」
柯志明《米糖相剋》頁129-143的論證分析
今年讀書會的學弟妹對於這篇文章仍然是有讀沒有懂,所以做了這張表格分析給學弟妹參考。這份表格大概花了我四個小時才完成。雖然說柯的基本論證架構我已經弄懂了,但要如何製表,如何呈現仍然花了不少時間考慮。另外,我幾乎把這一大段1/2甚至2/3以上的內容放入表格中,打字也佔去不少時間。
雖然我明年應該沒有機會再帶臺通讀書會。但製作這表格也算有所收穫。我原以為去年已經搞懂了柯志明的論證。但在做表格時才發現我還是將柯志明的某一段論證搞錯了。這也算是應驗了Francis Bacon的名言:「Some books are to be tasted, others to be swallowed, and 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digested.*」
柯志明《米糖相剋》頁129-143的論證分析
Friday, May 20, 2011
05-20 讀書:從個人經驗談閱讀歷史學文章的要領
李家同與《達文西密碼》:閱讀要有方法
帶了兩年的臺通讀書會,我發現除了把握不住出題方向以外,閱讀能力的欠缺是每一年學生的共同問題,學生的摘要往往看不到重點,無法分辨文章的性質,或抓不到作者的論證結構。當代許多名人亦不乏此問題。如李家同稱《達文西密碼》是一本爛小說,書的所要表達的是「耶穌曾結婚」,這樣的說法顯示李家同根本沒有搞清楚《達文西密碼》的性質是一本「小說」,耶穌結婚只是作為他鋪陳情節的背景,小說重點不在於此。而他也沒有搞清楚古典小說與現代大眾文學的差異何在。李家同不了解讀物的性質,說明了他欠缺閱讀的方法。
如果看不到文章的主題、文章的性質、文章的理路,不能理解作者的用詞、作者的論證乃至作者的侷限,就無法做出好的摘要。原本是一塊排骨,卻成了一團肉泥。這樣的閱讀自然無法應付考試、書評作業、研究回顧的要求,乃至從各家說法中統整出自己的史觀。
閱讀能力是文史學生的基本能力
閱讀能力本質上需要長久的累積與練習,這涉及邏輯、想像、記憶、分析、組合等能力。目前國高中考試的題型如選擇題、問答題、是非題,並無法訓練學生達成這些能力,加上往往有現成的講義、自修,跟本不需要學生自己思考、整理課文內容。學生是背誦割裂的史實抑或統整性的理解?往往無法分別。而作文訓練往往流於情感的表達、文章的結構,而非理性、論證能力的養成,這也使學生在面對大學申論題時感到困難。這或許是造成現在閱讀/分析能力的原因。這是文史科系學生的基礎能力,但卻往往是一般教學無法顧及的。閱讀能力的下降也不可避免地造成文史科系學生程度的下降。
閱讀術,我該看哪一本?
關於閱讀術,最基本且標準的「教材」應當是 Mortimer J. Adler 與 Charles Van Doren 合著的《如何閱讀一本書》,這本書講的是現代文本的閱讀。閱讀這本書時,可以一邊作做階層式筆記,並且將書中所提的方法運用在自己的閱讀上。網路上已經有不少這本書的選錄、摘要或評介,可以參考。
如果要讀這本書,我建議可由第五章「做一個自我要求的讀者」開始讀起,在閱讀時檢討自己過去的閱讀習慣、經驗,然後再開始閱讀整本書。關於中國古籍(尤其是思想方面的古籍),則可參考《朱子語類》中「總論為學之方」、「讀書法」與徐復觀〈我的讀書生活〉一文。
市面上有許多以速讀,或一個月讀完數十本書為訴求的著作,就歷史學系學生而言,我並不推薦這些著作。因為這些書多半是商務界人士撰寫,他們的需求是閱讀商業、趨勢出版品,這些出版品往往不夠「硬」,沒有縝密的論證、複雜的概念、細緻的史實。這些商務書作者的目標是透過一本輕鬆的書傳達幾個關鍵的概念,這些書自然可以用速讀乃至其他方法閱讀,因為書中的論證大部分是可以用過即丟的東西。但這些方法並無法滿足歷史學的閱讀要求:了解文章的主題、論證、記憶重要的史實、制度與其意義,甚至與其他學者的相關論述進行比較。歷史學要求對文章進行縝密、精細的閱讀,觀照文章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基礎性文章的閱讀更是如此。
閱讀的核心問題
以下是幾個從《如何閱讀一本書》第五章摘出的問題,我個人認為這是整本書的keystone,如果覺得《如何閱讀一本書》太厚、太枯燥乏味、太過老生常談以 致於不屑一顧,不妨將以下這幾點放在心裡,並在每次閱讀時針對這些問題進行思考:
思考方法的訓練
除了閱讀的技巧,思考的方法也是相當重要的一個議題。一般沒有受過訓練的思考偏向於聯想性的思考,但答題、寫作時往往需要邏輯性、架構性的思考。大前研一的《思考的技術》是我個人邏輯性/架構性思考的入門書。它的核心是麥肯錫的金字塔思考術,相關的著作亦不少,但我以為只需要讀一本掌握概念即可。
思考本身是多元的,在做歷史學閱讀時,往往也會有需要聯想性思考、比較性思考的時候,但如果欠缺邏輯性╱架構性思考,往往不能夠解析出文章的理路、以及特定史實的條件,這會使在比較、統合時做出錯誤的類比、延伸,這樣的思考自然混雜、沒有重點,在表達時也就會讓閱聽者摸不清所表達的事物。
我的閱讀方法
最後,仍列一些我個人閱讀文章時的方法:
結語:歷史學是你想要的嗎?
最後,是時間分配的問題。時間管理的方法,市面上有很多商務書籍可以參考。但最根本的問題是,你的志趣何在?你要把什麼當作生活的重心?你把你面對的問題、課業或是挑戰給予多少的優先性?
人自然會對自己認為重要的事情做出最妥當的安排、規劃,給予足夠的時間,找最好的方法,使自己的努力得到最大的效用。當我們覺得事情做不好、時間不夠的時候,往往是因為我們不重視這件事。當我們發現,怎麼樣也沒辦法讓課業在自己的生活中佔有一席之地,那麼應該要開始思考就讀歷史學系是否是自己所想要的?如果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又該是如何?該如何達成?如果只是為了一張文憑,為什麼要念歷史學系?思考這些問題並不是要對自身或是歷史學進行否定,而是每個人必須找到他真正的志向跟興趣,並且去追求它,這樣的生活才會有樂趣。如果歷史學真的不是自己的志趣所在,那應該要開始尋找自己真正的志趣與渴望,充分利用己有的一切去追求它。私意以為,這才是對待人生的態度。
參考書單:
Mortimer J. Adler, Charles Van Doren 著,郝明義、朱衣譯,《如何閱讀一本書》。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
徐復觀,〈我的讀書生活〉,《文星》第四卷,第六期(1959.10.01)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
大前研一著,謝育容、劉錦秀譯,《思考的技術》。臺北:商周出版,2009。
帶了兩年的臺通讀書會,我發現除了把握不住出題方向以外,閱讀能力的欠缺是每一年學生的共同問題,學生的摘要往往看不到重點,無法分辨文章的性質,或抓不到作者的論證結構。當代許多名人亦不乏此問題。如李家同稱《達文西密碼》是一本爛小說,書的所要表達的是「耶穌曾結婚」,這樣的說法顯示李家同根本沒有搞清楚《達文西密碼》的性質是一本「小說」,耶穌結婚只是作為他鋪陳情節的背景,小說重點不在於此。而他也沒有搞清楚古典小說與現代大眾文學的差異何在。李家同不了解讀物的性質,說明了他欠缺閱讀的方法。
如果看不到文章的主題、文章的性質、文章的理路,不能理解作者的用詞、作者的論證乃至作者的侷限,就無法做出好的摘要。原本是一塊排骨,卻成了一團肉泥。這樣的閱讀自然無法應付考試、書評作業、研究回顧的要求,乃至從各家說法中統整出自己的史觀。
閱讀能力是文史學生的基本能力
閱讀能力本質上需要長久的累積與練習,這涉及邏輯、想像、記憶、分析、組合等能力。目前國高中考試的題型如選擇題、問答題、是非題,並無法訓練學生達成這些能力,加上往往有現成的講義、自修,跟本不需要學生自己思考、整理課文內容。學生是背誦割裂的史實抑或統整性的理解?往往無法分別。而作文訓練往往流於情感的表達、文章的結構,而非理性、論證能力的養成,這也使學生在面對大學申論題時感到困難。這或許是造成現在閱讀/分析能力的原因。這是文史科系學生的基礎能力,但卻往往是一般教學無法顧及的。閱讀能力的下降也不可避免地造成文史科系學生程度的下降。
閱讀術,我該看哪一本?
關於閱讀術,最基本且標準的「教材」應當是 Mortimer J. Adler 與 Charles Van Doren 合著的《如何閱讀一本書》,這本書講的是現代文本的閱讀。閱讀這本書時,可以一邊作做階層式筆記,並且將書中所提的方法運用在自己的閱讀上。網路上已經有不少這本書的選錄、摘要或評介,可以參考。
如果要讀這本書,我建議可由第五章「做一個自我要求的讀者」開始讀起,在閱讀時檢討自己過去的閱讀習慣、經驗,然後再開始閱讀整本書。關於中國古籍(尤其是思想方面的古籍),則可參考《朱子語類》中「總論為學之方」、「讀書法」與徐復觀〈我的讀書生活〉一文。
市面上有許多以速讀,或一個月讀完數十本書為訴求的著作,就歷史學系學生而言,我並不推薦這些著作。因為這些書多半是商務界人士撰寫,他們的需求是閱讀商業、趨勢出版品,這些出版品往往不夠「硬」,沒有縝密的論證、複雜的概念、細緻的史實。這些商務書作者的目標是透過一本輕鬆的書傳達幾個關鍵的概念,這些書自然可以用速讀乃至其他方法閱讀,因為書中的論證大部分是可以用過即丟的東西。但這些方法並無法滿足歷史學的閱讀要求:了解文章的主題、論證、記憶重要的史實、制度與其意義,甚至與其他學者的相關論述進行比較。歷史學要求對文章進行縝密、精細的閱讀,觀照文章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基礎性文章的閱讀更是如此。
閱讀的核心問題
以下是幾個從《如何閱讀一本書》第五章摘出的問題,我個人認為這是整本書的keystone,如果覺得《如何閱讀一本書》太厚、太枯燥乏味、太過老生常談以 致於不屑一顧,不妨將以下這幾點放在心裡,並在每次閱讀時針對這些問題進行思考:
- 一個讀者必須提出的四個基礎問題:
- 整體而言,這本書到底在談些什麼?如何發展?如何論子題?
- 作者細部說了什麼,怎麼說?主要的論點、聲明、想法。
- 這本書有道理嗎 / 是真的嗎?為什麼?
- 這本書與你有何關聯?
- 超越基礎閱讀的層次,核心就在你不斷地提出問題。
- 檢視閱讀有助找出前兩者答案。而如未能回答後兩者,就算做完分析閱讀也不算功德圓滿。
- 你必須不斷的磨練自己能夠精準的回答上面這些問題。
思考方法的訓練
除了閱讀的技巧,思考的方法也是相當重要的一個議題。一般沒有受過訓練的思考偏向於聯想性的思考,但答題、寫作時往往需要邏輯性、架構性的思考。大前研一的《思考的技術》是我個人邏輯性/架構性思考的入門書。它的核心是麥肯錫的金字塔思考術,相關的著作亦不少,但我以為只需要讀一本掌握概念即可。
思考本身是多元的,在做歷史學閱讀時,往往也會有需要聯想性思考、比較性思考的時候,但如果欠缺邏輯性╱架構性思考,往往不能夠解析出文章的理路、以及特定史實的條件,這會使在比較、統合時做出錯誤的類比、延伸,這樣的思考自然混雜、沒有重點,在表達時也就會讓閱聽者摸不清所表達的事物。
我的閱讀方法
最後,仍列一些我個人閱讀文章時的方法:
- 注意文章的「標題」,好的標題能告訴你作者要處理的議題乃至基本立場。
- 可以先看文章的前言與結論,了解作者的基本立場、主旨後,再回過頭看中間的論述。
- 一般的學術性文章會以標題分段,通常每一段是要透過史實分析或檢討其他學者的說法來論證一個歷史解釋或評斷。這數個歷史解釋或評斷能夠証成文章的主旨,這就是整個文章的主要架構與論證。
- 好的作者會在一個段落中討論一件事,你可以針對每個小段作摘要(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問題1-2),最後再檢視各段之間的邏輯論證關係,這可以幫助你理解文章的主旨,以及文章中關鍵的組成部分在哪。
舉例而言,小林英夫〈1930年代後半期以後的臺灣「工業化」政策〉的「一、1930年代臺灣產業結構的整體特徵」便有8個段落,其主旨分別為:
1. 殖民地產業政策配合母國需求(了解臺灣產業問題的基本立場)
2. 領台以來至20年代的產業政策
3. 30年代的政策轉折
4. 尋求「過剩米糖」的處理方案(4.5兩段)
5. 米糖統制與戰時的經濟統制
6. 日月潭電廠使電氣化學產業可進駐臺灣
7. 總結30年代臺灣兩大經濟特徵
這一段是作為「工業化」政策推展當時的背景陳述。七個部份基本上是依照時間的先後說明總督府產業政策的演變,並且指出戰時的經濟統制、日月潭電廠使電氣化學產業可進駐臺灣是30年代臺灣兩大經濟特徵,這兩個特徵是貫穿全文的重要背景因素。因此這兩點就是這一段的重點所在。
- 找出文章的理路與論證方式後,你對這篇文章就有基本的理解。但歷史學的閱讀並不以此為滿足。你還得記憶特定的史實與它的歷史時空,理解特定的概念。
再舉小林英夫一文為例,文中提到「日月潭電廠」、「小林躋造」,你可能就必須就此翻閱相關辭書、了解該詞條的背景、過程、影響,再和文章有關的討論結合,甚至另作筆記,這樣才算對文章有完整的理解。
這是因為歷史學系的訓練不只是要讀懂文章的論旨而已,也不只是要你了解過去特定時空的特定事件發展「為何」而已。它要你透過一篇文章去對該文章所論述的歷史時空有基本的認識、理解,它要你說出歷史事件「如何」發展,這就必須奠基在你對歷史事實、歷史環境乃至時代精神的理解。
因此,記憶重要的基本史實便成為重要的工作。但如果你日後沒有興趣走歷史研究,我個人認為這部份你可以不用下太多功夫。
- 學界也有許多不會寫文章的人,如果看到某篇文章你真的看不懂,不一定是讀者的問題,有可能是連作者都搞不懂自己在談什麼,但仍要盡最大的努力去讀懂文章,尤其是需要對文章進行報告時。多跟人請教(以參考其他人對該文章的理解)、閱讀相關領域的著作(了解作者討論主題的基本概念)、增進自己的閱讀能力(辨別文章的邏輯、文筆)都有助於分辨文章的好壞。
- 閱讀歷史學的文章或史料時,還需要注意「歷史架構」與「歷史事件發展」之間的互動關係,許多敘事史家的著作將「歷史事件發展」,尤其是其中人物的活動、思考放到了文章的主要位置,但不代表他們沒有處理社會架構、歷史架構的問題,這兩個層面是讀歷史文章必須兼顧、互相參照的。
結語:歷史學是你想要的嗎?
最後,是時間分配的問題。時間管理的方法,市面上有很多商務書籍可以參考。但最根本的問題是,你的志趣何在?你要把什麼當作生活的重心?你把你面對的問題、課業或是挑戰給予多少的優先性?
人自然會對自己認為重要的事情做出最妥當的安排、規劃,給予足夠的時間,找最好的方法,使自己的努力得到最大的效用。當我們覺得事情做不好、時間不夠的時候,往往是因為我們不重視這件事。當我們發現,怎麼樣也沒辦法讓課業在自己的生活中佔有一席之地,那麼應該要開始思考就讀歷史學系是否是自己所想要的?如果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又該是如何?該如何達成?如果只是為了一張文憑,為什麼要念歷史學系?思考這些問題並不是要對自身或是歷史學進行否定,而是每個人必須找到他真正的志向跟興趣,並且去追求它,這樣的生活才會有樂趣。如果歷史學真的不是自己的志趣所在,那應該要開始尋找自己真正的志趣與渴望,充分利用己有的一切去追求它。私意以為,這才是對待人生的態度。
參考書單:
Mortimer J. Adler, Charles Van Doren 著,郝明義、朱衣譯,《如何閱讀一本書》。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
徐復觀,〈我的讀書生活〉,《文星》第四卷,第六期(1959.10.01)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
大前研一著,謝育容、劉錦秀譯,《思考的技術》。臺北:商周出版,2009。
Monday, February 21, 2011
02-21 讀書:鍾淑敏等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
去年五月中研院近史所出版了《許倬雲院士一生回顧》,洋洋灑灑近六百頁;十月台史所出版《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卻僅有許院士篇幅的一半。兩相比較,不免讓人感到失望。讀畢鍾淑敏跋文後,才明白原因在於曹先生個性的木訥,致使數十次訪談,僅增加少許內容。
曹院士的訪談大多只點到為止,談自己較多,旁及少數的親友。而身邊的大環境變化以及任職的經驗,則較少談及。如曹家的宗親組織、家庭關係、士林的地方勢力、日治時期的士林風土等等都極少談及。相較於《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曹院士對學校內的狀況則著墨較多。
許倬雲院士的口述訪談,從鄉土、家族乃至逃難各處的情況,以及台灣大環境之變化都一一說明,也大方談論對許多人的印象。在學思歷程方面,許院士清楚的交待了他幾本重要著作的寫作背景以及主旨,以及他一生思想的演變。相較之下這方面曹院士則談得很少,令人有遺珠之憾。
書中曹院士他提及《臺灣研究叢刊》的出版,並且指出其中一些筆名,使我長期以來的疑惑得到了解答。以下引兩段書中內容:
整體而言,曹院士的口述訪談中,他的學術生涯,與日、荷學者的交遊等章節最為珍貴,其他部份算是中規中矩。曹院士的師承、交遊、工作以及家世,都有提及,但篇幅都不算多。書後附上曹院士三位公子的訪談,使讀者對曹院士的個性與家庭有更立體的了解。曹先生口訪時是台語與日語交雜,但整本訪問讀來相當通順,僅有少數台語用法,不得不佩服整稿者的用心與功力。但美中不足的是,或因趕著出版,欠缺校對,書中的錯誤頗多,儘管有了勘誤表,但仍有些漏網之魚,盼再版時能夠改進。
曹院士的訪談大多只點到為止,談自己較多,旁及少數的親友。而身邊的大環境變化以及任職的經驗,則較少談及。如曹家的宗親組織、家庭關係、士林的地方勢力、日治時期的士林風土等等都極少談及。相較於《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曹院士對學校內的狀況則著墨較多。
許倬雲院士的口述訪談,從鄉土、家族乃至逃難各處的情況,以及台灣大環境之變化都一一說明,也大方談論對許多人的印象。在學思歷程方面,許院士清楚的交待了他幾本重要著作的寫作背景以及主旨,以及他一生思想的演變。相較之下這方面曹院士則談得很少,令人有遺珠之憾。
書中曹院士他提及《臺灣研究叢刊》的出版,並且指出其中一些筆名,使我長期以來的疑惑得到了解答。以下引兩段書中內容:
除了《臺灣文獻叢刊》外,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也出版《臺灣研究叢刊》。研究叢刊編纂時,有許多投稿賺外快的機會,各種語言的翻譯都有特定的專業人士。起初是整理日本時代的研究成果,後來開始調查臺灣的現況;研究叢刊曾想出版臺灣電力,但是卻被以洩漏機密的名義,禁止出版。(《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p102-103)
當時的許多學者都用筆名撰稿,例如「南棲」即是張菼(ㄊㄢˇ),他是臺灣史學者,曾針對臺灣民變史、南明鄭氏相關課題進行研究,因為白色恐怖的關係,當時被關入獄,他在監獄裡寫文章出來投稿。其他如「百吉」是夏德儀,文獻叢刊的標點由他負責;「惜餘」或「惜餘居士」是周憲文。(《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p103-104)
整體而言,曹院士的口述訪談中,他的學術生涯,與日、荷學者的交遊等章節最為珍貴,其他部份算是中規中矩。曹院士的師承、交遊、工作以及家世,都有提及,但篇幅都不算多。書後附上曹院士三位公子的訪談,使讀者對曹院士的個性與家庭有更立體的了解。曹先生口訪時是台語與日語交雜,但整本訪問讀來相當通順,僅有少數台語用法,不得不佩服整稿者的用心與功力。但美中不足的是,或因趕著出版,欠缺校對,書中的錯誤頗多,儘管有了勘誤表,但仍有些漏網之魚,盼再版時能夠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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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February 8, 2011
02-07 讀書:史景遷,《婦人王氏之死》
高中時即接觸史景遷著作,看的是敘述晚清迄民國來華的洋人顧問事蹟的《改變中國》、以著重領導人內心世界的《太平天國》二書。但當時未理解何以史景遷如此受人推崇,而書中內容也隨著時間逐漸淡忘。大學時,曾再讀過他的《康熙》,及他最早中譯的一本著作《胡諾望的疑問》,這兩本書更迷離,讀完後茫然不知所以然:到底史景遷想要表達什麼呢?
這次春節年假返家,拿起架上前幾年購入的《婦人王氏之死》閱讀,才明白史景遷的功力所在。在書中,史景遷以地方志書、蒲松齡《聊齋誌異》、黃六鴻的官箴《福惠全書》為主要素材,由巨而細,層層鋪陳,最後聚焦在王氏之死的故事作結,將一個明末清初華北地區的小鄉村中,人們的生活世界揭露於世人眼前。
第一章「觀察者」是對史料的討論,包括內容、性質以及作者的生平和觀點,較為特別的是史景遷採用了蒲松齡的小說《聊齋誌異》作為史料,並在書中大幅引用,這在當時可說是相當前衛的作法,今天臺灣史學界也仍少此類作法。
第二章「土地」,則是對郯城的地理介紹,包括水文、物產、交通、災害。史景遷著重在郯城地區經常性的天災,以及政府稅收體制的僵化、侷限與不公。他探討這兩個問題如何相互構成郯城平民的重擔,而地方上的權勢者:地主、鄉紳、商人等又如何逃避稅收,乃至魚肉鄉里,進一步加深造稅收體系的不公與壓迫。
第三章「寡婦」則討論在清帝國法制底下的寡婦處境。史景遷在此應該是想要建立一個婦女狀況的概述。但受限於中國傳統史書的記載方式,他只能選擇以寡婦:最常被地方志書以及案件彙編記錄的女性來作為討論的主角,透過寡婦的處境來刻劃清代婦女在家庭中的境況。他們受到男性建立的價值觀約束,也受到男性的壓迫,而必須在男性的律法中以其智巧找到生存的空間:包括自己以及子女的生命、財產安全。在這些案例中,夫方家族往往為了財產而使盡手段要讓寡婦改嫁,女子的困難處境往往使現代的我們感到不可思議。
第四章「爭鬥」則以蒲松齡〈崔猛〉一文以及黃六鴻《福惠全書》中一則圍捕地方劣豪王氏的記載。這一章講述清代的前現代治理無法如今日的政府一樣控制地方。官府對於地方治安的維護是薄弱的,受限於官府的額員、地方疆界、以及地方利益網絡,無法有效的逮捕犯人,乃至地方官或證人的安全也無法有效維繫。因此對於地方上有力的土豪劣紳胡作非為,官府或默不作聲,或心有餘而力不足。
第五章是本書的書名:王姓婦人私奔的案件。開頭再次回到地方志書、蒲松齡筆下的女性角色。他從女子從夫的傳統道德要求談起,並舉方志中對滿清征服戰爭時烈婦行為的描寫為例,接著談到蒲松齡筆下故事中女性的弱勢地位。這樣的弱勢不止在一般的婚姻中,也在通姦關係之中。王氏婦人的案件來自黃六鴻的記載。王氏與情夫私奔,而後返家。某天夜裡與丈夫爭吵後被殺。而後丈夫誣指鄰居為兇手,卻在官府的偵辦下被揭穿為元凶,而官府在酌量案情後,並未以《大清律》加以處置。
書明雖名為《婦人王氏之死》,但其主旨卻可說是討論明末清初時華北山東地區的鄉村社會。在這個社會裡,官府與律法雖然力量有限,但並非無所為。鄉紳土豪、胥吏是地方最有權勢的一批人,他們有能力抗拒官府的權力,乃至把持。這個社會是男尊女卑的。而女性要在此體系處境險惡,要維護自身權益,若非有相當的聰明才智,稔熟法律規定,恐怕只能向上天祈禱,盼神明保祐。而王氏的故事便是在這樣的社會下產生的一個案例,甚至可以說是一個通例。因而史景遷藉此做為總結全書的關鍵。
史學研究不僅要爬梳史料、檔案,更要進一步做出判斷、論點、鋪陳敘述的結構。一般的史學家多以邏輯式的敘述方式,依時序或主題將所要敘述的事物整齊的排列。史家所需完成的工作,史景遷皆未遺漏,但卻在敘述上超越了尋常史家。他對材料的選用,情節、架構的安排,優秀的敘事文筆,使歷史敘述帶有小說般的魅力。但不知為何,其著作結尾部分往往相對無力,甚至有些開放。
史氏著作的另一個特點,來自於對主角心理世界的探索與傳達,從《康熙》、《胡若望的疑問》、《太平天國》、《改變中國》等書,一樣可以觀察到這個特點,楊照因此稱其為「中國心靈的轉譯家」。他所欲了解的中國,不是堆疊的、分析的、去個人化的,而是人性的、活生生的。李孝悌教授在前言說:「我們有大量關於中國近代區域和地方社會的研究,在看完一個個真實的數字、圖表或成篇累牘的徵引文字後,卻依然對被研究的社會、人民,一無所知。」這便是指此種使讀者與史家一同神入(empathy)歷史情境的能力。
史氏的這本《婦人王氏之死》初版於1978年,與1983年Natalie Zemon Davis的《馬丹‧蓋赫返鄉記》(中國譯《馬丁·蓋爾歸來》,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微觀史學名著)卻有異曲同工之妙,可以互相參看。
這次春節年假返家,拿起架上前幾年購入的《婦人王氏之死》閱讀,才明白史景遷的功力所在。在書中,史景遷以地方志書、蒲松齡《聊齋誌異》、黃六鴻的官箴《福惠全書》為主要素材,由巨而細,層層鋪陳,最後聚焦在王氏之死的故事作結,將一個明末清初華北地區的小鄉村中,人們的生活世界揭露於世人眼前。
第一章「觀察者」是對史料的討論,包括內容、性質以及作者的生平和觀點,較為特別的是史景遷採用了蒲松齡的小說《聊齋誌異》作為史料,並在書中大幅引用,這在當時可說是相當前衛的作法,今天臺灣史學界也仍少此類作法。
第二章「土地」,則是對郯城的地理介紹,包括水文、物產、交通、災害。史景遷著重在郯城地區經常性的天災,以及政府稅收體制的僵化、侷限與不公。他探討這兩個問題如何相互構成郯城平民的重擔,而地方上的權勢者:地主、鄉紳、商人等又如何逃避稅收,乃至魚肉鄉里,進一步加深造稅收體系的不公與壓迫。
第三章「寡婦」則討論在清帝國法制底下的寡婦處境。史景遷在此應該是想要建立一個婦女狀況的概述。但受限於中國傳統史書的記載方式,他只能選擇以寡婦:最常被地方志書以及案件彙編記錄的女性來作為討論的主角,透過寡婦的處境來刻劃清代婦女在家庭中的境況。他們受到男性建立的價值觀約束,也受到男性的壓迫,而必須在男性的律法中以其智巧找到生存的空間:包括自己以及子女的生命、財產安全。在這些案例中,夫方家族往往為了財產而使盡手段要讓寡婦改嫁,女子的困難處境往往使現代的我們感到不可思議。
第四章「爭鬥」則以蒲松齡〈崔猛〉一文以及黃六鴻《福惠全書》中一則圍捕地方劣豪王氏的記載。這一章講述清代的前現代治理無法如今日的政府一樣控制地方。官府對於地方治安的維護是薄弱的,受限於官府的額員、地方疆界、以及地方利益網絡,無法有效的逮捕犯人,乃至地方官或證人的安全也無法有效維繫。因此對於地方上有力的土豪劣紳胡作非為,官府或默不作聲,或心有餘而力不足。
第五章是本書的書名:王姓婦人私奔的案件。開頭再次回到地方志書、蒲松齡筆下的女性角色。他從女子從夫的傳統道德要求談起,並舉方志中對滿清征服戰爭時烈婦行為的描寫為例,接著談到蒲松齡筆下故事中女性的弱勢地位。這樣的弱勢不止在一般的婚姻中,也在通姦關係之中。王氏婦人的案件來自黃六鴻的記載。王氏與情夫私奔,而後返家。某天夜裡與丈夫爭吵後被殺。而後丈夫誣指鄰居為兇手,卻在官府的偵辦下被揭穿為元凶,而官府在酌量案情後,並未以《大清律》加以處置。
書明雖名為《婦人王氏之死》,但其主旨卻可說是討論明末清初時華北山東地區的鄉村社會。在這個社會裡,官府與律法雖然力量有限,但並非無所為。鄉紳土豪、胥吏是地方最有權勢的一批人,他們有能力抗拒官府的權力,乃至把持。這個社會是男尊女卑的。而女性要在此體系處境險惡,要維護自身權益,若非有相當的聰明才智,稔熟法律規定,恐怕只能向上天祈禱,盼神明保祐。而王氏的故事便是在這樣的社會下產生的一個案例,甚至可以說是一個通例。因而史景遷藉此做為總結全書的關鍵。
史學研究不僅要爬梳史料、檔案,更要進一步做出判斷、論點、鋪陳敘述的結構。一般的史學家多以邏輯式的敘述方式,依時序或主題將所要敘述的事物整齊的排列。史家所需完成的工作,史景遷皆未遺漏,但卻在敘述上超越了尋常史家。他對材料的選用,情節、架構的安排,優秀的敘事文筆,使歷史敘述帶有小說般的魅力。但不知為何,其著作結尾部分往往相對無力,甚至有些開放。
史氏著作的另一個特點,來自於對主角心理世界的探索與傳達,從《康熙》、《胡若望的疑問》、《太平天國》、《改變中國》等書,一樣可以觀察到這個特點,楊照因此稱其為「中國心靈的轉譯家」。他所欲了解的中國,不是堆疊的、分析的、去個人化的,而是人性的、活生生的。李孝悌教授在前言說:「我們有大量關於中國近代區域和地方社會的研究,在看完一個個真實的數字、圖表或成篇累牘的徵引文字後,卻依然對被研究的社會、人民,一無所知。」這便是指此種使讀者與史家一同神入(empathy)歷史情境的能力。
史氏的這本《婦人王氏之死》初版於1978年,與1983年Natalie Zemon Davis的《馬丹‧蓋赫返鄉記》(中國譯《馬丁·蓋爾歸來》,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微觀史學名著)卻有異曲同工之妙,可以互相參看。
Tuesday, January 25, 2011
01-25 讀書: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修訂一版)
傳統史學研究底下的城市發展往往是線性的,理所當然的,今日的城市由過去的城市演變而來,似乎連續一致,自然而然。蘇碩斌《看得見與看不見的臺北》卻指出現代的臺北並非「自然」產生的,而是在日本殖民時期引進現代的統治技術才得以完成。
1929年,總督府土木局營繕課長井手薰,以愉悅的語調在廣播節目中稱道台北市為「美麗可愛的中型都市,如果要繼續改善,還有很多向上提升的餘地,這點我很有信心」。然而30年前,被視為自強運動要角的清廷臺灣巡撫劉銘傳,在建設臺北城的奏摺中,卻充滿無力感,只求能夠核銷經費,完全看不到井手薰的自信與願景。何以前後三十年的兩個人卻對臺北的建設有如此不同的觀察與評價?作者指出這並非來自於個人的才能差異,而是兩人完全鑲嵌在不同的兩個國家權力運作體系之中。而今日的臺北便是在此兩種體系的經營之下而得以浮現。
正文首先講述臺北的開發以及三市街的出現。從早期因欲望未被開發而豐饒的初民社會,到西班牙、荷蘭佔領下進入世界體系中的經營,而在鄭氏時期中斷。清廷領有臺灣後,基於治安成本與開墾收益間的考量,而採消極的統治方式,在此時期,漢人民間墾殖的力量建立了艋舺與大稻埕兩個聚落。清廷至牡丹社事件後才展現基於國防考量的積極治理,而臺北城便是在此思考下誕生,但貫穿整個清領時期,臺灣雖與現代世界體系有所接合,但現代社會並未誕生於臺灣島上。
文中大量引用了現有的理論作為分析的依據,如在討論初民社會時,採用薩林斯的初民社會豐裕論;論述荷、西統治時,引用華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談論清代的治理時,使用邵式柏提出的治安成本╱開墾收益間利益考量的問題、黃仁宇的數目字管理論點。討論艋舺的興起時,引用施雅堅的中國標準城鎮概念、林玉茹的臺灣河港系統,指出艋舺的興起乃是做為農產品以及貿易中心而出現,並對艋舺是由行政機構設置因而發展迅速的論點提出反駁,指出官方力量在台北早期發展的微薄。
作者又以杜贊奇就中國地方社會運作所創之「權力的文化網絡」概念分析艋舺的地方社會,並且指出郊不只是商業組織,也是艋舺地方的地域組織。1853年頂下郊拚以後,同安人移居大稻埕。作者解釋大稻埕的發展與艋舺乃是不同模式,大稻埕是由於1860年開港通商以後,接受洋行進駐,並經營茶葉貿易而興起。也因此大稻埕具有兩個層次的市場:與中國往來的郊商以及與世界貿易體系掛勾的茶葉市場。而郊商仍然在此仍然扮演地域組織的角色。
台北城是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後,清廷因海防需要而轉為積極治理後籌建,而台灣第一位巡撫劉銘傳更在城內推廣「現代〈西化〉政策」,但這些西化政策並沒有使現代社會隨之而生。國家的權力無法穿透由紳商領導的地方社會而直達人民,作者花了一章的篇幅去討論清代治理的前現代性。清代的治理能力仍然如黃仁宇所稱「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僅僅重視稅收而未能掌握人民與國土,在縣以下的基層對國家統治者而言是由鄉紳主導的地方社會掌握的不透明社會。至此,作者又以頂下郊拚來說明紳商在地方社會的領導地位與商郊的權力結構。
該章最後以劉銘傳的清丈與鐵路工程為例,證實以上的論點,並指出清代並未發展出現代社會,也藉此反駁了李國祁對現代化起點的論斷。文中指出,現代社會的產物:鐵路,無法在傳統的統治知識體系與地方社會中運作,以致問題叢生,後來日人必須捨棄劉銘傳路線,重新建構鐵路。
日本統治以後,展開現代的殖民治理,首要之務便是要能夠掌握基層與國土。在臺北城市建設的案例中,蘇以人文地理學者段義孚的「地方」與「空間」的區隔,指稱這掌握國土的行為是空間均質化(消除特異的、有意義的地方,使其成為可任意規劃的空間)、空間視覺化(使統治者能穿透不透明的地方社會而切確掌握國土與人民,將統治者成為可見的)。
作者首先討論地方社會的變化,一方面傳統的紳商或離台,或退隱,漢學教育也逐漸被打壓;二方面新式教育推廣,新一代的社會領導階層接受國家推動的新式教育,在性格上乃是依附國家,傳統社會領導階層的地方性被破壞。
不只是士紳本身的改變,統治者也有積極的作為。日本政府一面收編士紳、地方組織成為行政體系下屬,如將原只有租稅功能的保甲改造成地方行政組織,將郊商改造為單純的商業乃至祭祀組織,建立紳章制度加以籠絡士紳階層等;另一面則建立綿密警察體系,使其成為統治者的耳目與手足,政府可以直接掌握基層。與此同時,總督府也開始由公共衛生管理,開始推展臺北的都市規劃,並且隨著對地方控制的增強,規劃的範圍也穿透了臺北城牆,三市街一體的臺北市於焉出現。
在此基礎上,總督府推動各種土地、戶籍的調查。透過數字與圖像的表達,使得空間均值化、視覺化。經由這樣數目字的管理,臺北也才成為可規劃的臺北,統治者不僅看得見也下得了手,能夠依循現代都市的原則,將臺北的空間穿透,打造成可見的現代臺北。1932年的都市規劃亦是此統治知識體系的產物。
透過理論的引用、政治與社會結構分析、歷史事件的社會分析,蘇碩斌揭示了現代空間在台北降臨的過程,指出臺北的發展並非線性史觀下的自然而然,而是經由地方社會、清廷、日本各種力量經營的結果。作為一個社會學者,蘇碩斌對清代中國城市研究、清代臺灣史、台北市史的重要著作有很好的掌握,並成功的將其與現代性、現代都市的相關研究結合,使得台北城的歷史脫離了直線史觀下的沿革式書寫,而是具有理論框架,具歷史社會學意義的「現代性誕生」之探討。對於理解清、日兩國在臺灣的治理有相當大的幫助。儘管該書有一些排版上的錯誤,在論述三市街興起時,也忽略了淡水河淤積的自然因素,但整體而言,仍是相當值得推薦的著作。
02-19補充:
日前看柯文(Paul A. Cohen)《在中國發現歷史》(中華書局增訂本,2001),覺得這篇書評的論點有可以修改的地方。主要有兩個問題是我先前沒有注意到的:一點是蘇碩斌的書處理的主要是「傳統─現代」範式,從統治者史觀出發,對於原有的地方領導階層以及普通平民的觀點較少著墨,因此也可能忽略了地方社會在日本建構統治臺灣之現代政策時可能的作用,書中這些地方社會往往是被收編的對象,而沒有討論到這些人如何應對、乃至可能影響日本政策的訂定(涉及殖民現代性的問題,可參考張隆志評論柯志明《番頭家》的書評);另一點是理論與史料間的問題,蘇碩斌是在理論指導下閱讀史料,還是彼此交互參閱?書中行文往往先提理論而討論史實,是否有為符合理論而將史料削足適履?蘇碩斌這本書自論文修改而成,有關理論方面討論似乎被刪去了。此部份非研究中國、臺灣地方社會的專家,無法判定。
現在書已經歸還圖書館,不在手邊,沒法對整篇書評作通盤檢討。但整體而言,蘇碩斌整本書對我而言最重要的啟發是以臺北城的發展為實例,說明了什麼是現代性。
1929年,總督府土木局營繕課長井手薰,以愉悅的語調在廣播節目中稱道台北市為「美麗可愛的中型都市,如果要繼續改善,還有很多向上提升的餘地,這點我很有信心」。然而30年前,被視為自強運動要角的清廷臺灣巡撫劉銘傳,在建設臺北城的奏摺中,卻充滿無力感,只求能夠核銷經費,完全看不到井手薰的自信與願景。何以前後三十年的兩個人卻對臺北的建設有如此不同的觀察與評價?作者指出這並非來自於個人的才能差異,而是兩人完全鑲嵌在不同的兩個國家權力運作體系之中。而今日的臺北便是在此兩種體系的經營之下而得以浮現。
正文首先講述臺北的開發以及三市街的出現。從早期因欲望未被開發而豐饒的初民社會,到西班牙、荷蘭佔領下進入世界體系中的經營,而在鄭氏時期中斷。清廷領有臺灣後,基於治安成本與開墾收益間的考量,而採消極的統治方式,在此時期,漢人民間墾殖的力量建立了艋舺與大稻埕兩個聚落。清廷至牡丹社事件後才展現基於國防考量的積極治理,而臺北城便是在此思考下誕生,但貫穿整個清領時期,臺灣雖與現代世界體系有所接合,但現代社會並未誕生於臺灣島上。
文中大量引用了現有的理論作為分析的依據,如在討論初民社會時,採用薩林斯的初民社會豐裕論;論述荷、西統治時,引用華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談論清代的治理時,使用邵式柏提出的治安成本╱開墾收益間利益考量的問題、黃仁宇的數目字管理論點。討論艋舺的興起時,引用施雅堅的中國標準城鎮概念、林玉茹的臺灣河港系統,指出艋舺的興起乃是做為農產品以及貿易中心而出現,並對艋舺是由行政機構設置因而發展迅速的論點提出反駁,指出官方力量在台北早期發展的微薄。
作者又以杜贊奇就中國地方社會運作所創之「權力的文化網絡」概念分析艋舺的地方社會,並且指出郊不只是商業組織,也是艋舺地方的地域組織。1853年頂下郊拚以後,同安人移居大稻埕。作者解釋大稻埕的發展與艋舺乃是不同模式,大稻埕是由於1860年開港通商以後,接受洋行進駐,並經營茶葉貿易而興起。也因此大稻埕具有兩個層次的市場:與中國往來的郊商以及與世界貿易體系掛勾的茶葉市場。而郊商仍然在此仍然扮演地域組織的角色。
台北城是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後,清廷因海防需要而轉為積極治理後籌建,而台灣第一位巡撫劉銘傳更在城內推廣「現代〈西化〉政策」,但這些西化政策並沒有使現代社會隨之而生。國家的權力無法穿透由紳商領導的地方社會而直達人民,作者花了一章的篇幅去討論清代治理的前現代性。清代的治理能力仍然如黃仁宇所稱「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僅僅重視稅收而未能掌握人民與國土,在縣以下的基層對國家統治者而言是由鄉紳主導的地方社會掌握的不透明社會。至此,作者又以頂下郊拚來說明紳商在地方社會的領導地位與商郊的權力結構。
該章最後以劉銘傳的清丈與鐵路工程為例,證實以上的論點,並指出清代並未發展出現代社會,也藉此反駁了李國祁對現代化起點的論斷。文中指出,現代社會的產物:鐵路,無法在傳統的統治知識體系與地方社會中運作,以致問題叢生,後來日人必須捨棄劉銘傳路線,重新建構鐵路。
日本統治以後,展開現代的殖民治理,首要之務便是要能夠掌握基層與國土。在臺北城市建設的案例中,蘇以人文地理學者段義孚的「地方」與「空間」的區隔,指稱這掌握國土的行為是空間均質化(消除特異的、有意義的地方,使其成為可任意規劃的空間)、空間視覺化(使統治者能穿透不透明的地方社會而切確掌握國土與人民,將統治者成為可見的)。
作者首先討論地方社會的變化,一方面傳統的紳商或離台,或退隱,漢學教育也逐漸被打壓;二方面新式教育推廣,新一代的社會領導階層接受國家推動的新式教育,在性格上乃是依附國家,傳統社會領導階層的地方性被破壞。
不只是士紳本身的改變,統治者也有積極的作為。日本政府一面收編士紳、地方組織成為行政體系下屬,如將原只有租稅功能的保甲改造成地方行政組織,將郊商改造為單純的商業乃至祭祀組織,建立紳章制度加以籠絡士紳階層等;另一面則建立綿密警察體系,使其成為統治者的耳目與手足,政府可以直接掌握基層。與此同時,總督府也開始由公共衛生管理,開始推展臺北的都市規劃,並且隨著對地方控制的增強,規劃的範圍也穿透了臺北城牆,三市街一體的臺北市於焉出現。
在此基礎上,總督府推動各種土地、戶籍的調查。透過數字與圖像的表達,使得空間均值化、視覺化。經由這樣數目字的管理,臺北也才成為可規劃的臺北,統治者不僅看得見也下得了手,能夠依循現代都市的原則,將臺北的空間穿透,打造成可見的現代臺北。1932年的都市規劃亦是此統治知識體系的產物。
透過理論的引用、政治與社會結構分析、歷史事件的社會分析,蘇碩斌揭示了現代空間在台北降臨的過程,指出臺北的發展並非線性史觀下的自然而然,而是經由地方社會、清廷、日本各種力量經營的結果。作為一個社會學者,蘇碩斌對清代中國城市研究、清代臺灣史、台北市史的重要著作有很好的掌握,並成功的將其與現代性、現代都市的相關研究結合,使得台北城的歷史脫離了直線史觀下的沿革式書寫,而是具有理論框架,具歷史社會學意義的「現代性誕生」之探討。對於理解清、日兩國在臺灣的治理有相當大的幫助。儘管該書有一些排版上的錯誤,在論述三市街興起時,也忽略了淡水河淤積的自然因素,但整體而言,仍是相當值得推薦的著作。
02-19補充:
日前看柯文(Paul A. Cohen)《在中國發現歷史》(中華書局增訂本,2001),覺得這篇書評的論點有可以修改的地方。主要有兩個問題是我先前沒有注意到的:一點是蘇碩斌的書處理的主要是「傳統─現代」範式,從統治者史觀出發,對於原有的地方領導階層以及普通平民的觀點較少著墨,因此也可能忽略了地方社會在日本建構統治臺灣之現代政策時可能的作用,書中這些地方社會往往是被收編的對象,而沒有討論到這些人如何應對、乃至可能影響日本政策的訂定(涉及殖民現代性的問題,可參考張隆志評論柯志明《番頭家》的書評);另一點是理論與史料間的問題,蘇碩斌是在理論指導下閱讀史料,還是彼此交互參閱?書中行文往往先提理論而討論史實,是否有為符合理論而將史料削足適履?蘇碩斌這本書自論文修改而成,有關理論方面討論似乎被刪去了。此部份非研究中國、臺灣地方社會的專家,無法判定。
現在書已經歸還圖書館,不在手邊,沒法對整篇書評作通盤檢討。但整體而言,蘇碩斌整本書對我而言最重要的啟發是以臺北城的發展為實例,說明了什麼是現代性。
Monday, January 24, 2011
01-24 讀書:若林正丈:《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
本書作者若林正丈為長期研究臺灣政治、近代史的日本學者。他由兩個觀點切入戰後臺灣史的演變,一是威權主義體制民主化的政治社會學;二是臺灣國家與社會的歷史社會學。論述的時間自1945年接收迄於該書完稿的1991年。
在第一個觀點下,指出臺灣威權體制的五個特徵,一為「準列寧主義的黨國體制」,二為「排除大眾的法統體制」,三是「政治菁英的二重族群結構」,四為「依賴外部正當性(美國)」,五為「二重侍從主義(regime patronage system)」。在界定威權體制的特徵後,進而討論威權體制的確立、展開、修正與轉型,除了產業轉型、地方選舉湧出對黨國體制不滿的民間力量外,其轉變的關鍵點是國際外交局勢的轉變、美國政策的轉變(1971年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席位以及1979年美國與中共建交),使外部正當性頓時喪失,而不得不以民主化的方式重新建立政權正當性。
在第二個觀點下,探討「臺灣民族主義」與「省籍政治」的問題。作者引用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所建構的國族主義形成理論(封閉的巡禮圈+印刷資本主義)來論述日治時代臺灣民族主義的形成,以及接收不當所造成的持續,此為第一個歷史因素;另一方面,戰後長期分割,維繫了以臺灣為區域的封閉巡禮圈,此為第二個歷史因素。由於臺灣民族主義的形塑經過兩個階段,因而臺灣民族主義與省籍並不完全重合。(以上觀點的說明整理自該書〈序章〉)
全書分為兩大部份,第一部份談威權主義的確立過程,第二部份則談論濟、社會變遷、外部正當性喪失、選舉與民主運動衝擊下所產生的轉型過程(軍事政權→開發獨裁→民主轉型)。全書大體依時序展開其論述。書中對於各個歷史事件的發展、經過以及影響有簡略的說明,對國民黨統治的政治體系也有簡要的分析。援引的著作橫跨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三學門,較重要者有吳乃德的二重侍從主義(regime patronage system)、鄭敦仁的準列寧主義黨國體制、劉進慶的戰後臺灣經濟研究,李筱峯的民主運動史研究。
該書的編輯不佳,是美中不足之處(因此我給他扣了一顆星):一是翻譯品質有待改進,全書有許多欠妥的用詞,或有日式語句結構,雖然再版卻未加以改正,僅在書後附上勘誤表。二為註釋標示不清(夾註標示字體未區隔、註釋為書後註),參考書目編排也不佳。但這些缺點並不影響理解全書要旨。大體而言,文字仍是通暢可讀的。歷史脈絡、論點也相當清晰,並引用重要研究成果。雖然說來有些慚愧,但該書出版已近二十年,仍少有本土著作可及,是理解戰後臺灣政治、社會發展的優秀入門讀物。
在第一個觀點下,指出臺灣威權體制的五個特徵,一為「準列寧主義的黨國體制」,二為「排除大眾的法統體制」,三是「政治菁英的二重族群結構」,四為「依賴外部正當性(美國)」,五為「二重侍從主義(regime patronage system)」。在界定威權體制的特徵後,進而討論威權體制的確立、展開、修正與轉型,除了產業轉型、地方選舉湧出對黨國體制不滿的民間力量外,其轉變的關鍵點是國際外交局勢的轉變、美國政策的轉變(1971年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席位以及1979年美國與中共建交),使外部正當性頓時喪失,而不得不以民主化的方式重新建立政權正當性。
在第二個觀點下,探討「臺灣民族主義」與「省籍政治」的問題。作者引用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所建構的國族主義形成理論(封閉的巡禮圈+印刷資本主義)來論述日治時代臺灣民族主義的形成,以及接收不當所造成的持續,此為第一個歷史因素;另一方面,戰後長期分割,維繫了以臺灣為區域的封閉巡禮圈,此為第二個歷史因素。由於臺灣民族主義的形塑經過兩個階段,因而臺灣民族主義與省籍並不完全重合。(以上觀點的說明整理自該書〈序章〉)
全書分為兩大部份,第一部份談威權主義的確立過程,第二部份則談論濟、社會變遷、外部正當性喪失、選舉與民主運動衝擊下所產生的轉型過程(軍事政權→開發獨裁→民主轉型)。全書大體依時序展開其論述。書中對於各個歷史事件的發展、經過以及影響有簡略的說明,對國民黨統治的政治體系也有簡要的分析。援引的著作橫跨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三學門,較重要者有吳乃德的二重侍從主義(regime patronage system)、鄭敦仁的準列寧主義黨國體制、劉進慶的戰後臺灣經濟研究,李筱峯的民主運動史研究。
該書的編輯不佳,是美中不足之處(因此我給他扣了一顆星):一是翻譯品質有待改進,全書有許多欠妥的用詞,或有日式語句結構,雖然再版卻未加以改正,僅在書後附上勘誤表。二為註釋標示不清(夾註標示字體未區隔、註釋為書後註),參考書目編排也不佳。但這些缺點並不影響理解全書要旨。大體而言,文字仍是通暢可讀的。歷史脈絡、論點也相當清晰,並引用重要研究成果。雖然說來有些慚愧,但該書出版已近二十年,仍少有本土著作可及,是理解戰後臺灣政治、社會發展的優秀入門讀物。
01-24 讀書:張帆,《中國古代簡史(插圖本)》
本書〈插圖版〉是作者2001年《中國古代簡史》的精簡版,討論的時代斷限由遠古的舊石器時代開始,一直到康雍乾盛世。書中以政治史為敘事軸心,並擴及政治制度、社會樣貌、經濟、文化,基本收納中國史各代的政治要事以及新近的研究成果。
舉該書明代而言,書中首先談朱元璋的崛起與建立明朝,接著談新朝代的典章制度,包括政治、軍事、科舉制度。接著說明歷代皇帝的統治,大致分為明太祖、成祖到宣宗、英宗以後三部分討論,最後以明代皇權的特徵作結。接著又討論明代政治的幾個特徵:內閣、宦官專權、朝臣地位地下、黨爭等。最後討論明代的邊疆形勢以及清的崛起。最後將明清兩代合併討論其經濟、社會、文化。如農業與手工業的發展(資本主義萌芽)、商品經濟、里甲-黃冊-魚鱗圖冊的戶籍系統、一條鞭法以及其後的賦稅簡化、康熙的永不加賦、土地〈租佃〉關係、鄉紳與宗族制、陽明學、史學、文學、藝術、科技的成就,以及西學東漸。其中商品經濟是近年來臺灣明史界的焦點議題。
當然沒有討論到的議題也多,如討論地方社會的時候提到了宗族的發展,卻沒有談到「鄉約」,對於白銀、銅等貨幣與海外貿易、華人海外移民的議題沒有太多著墨,這些都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大體而言,書中討論仍以傳統的政治以及政治制度為主,對歷史事件與演變也有不錯的詮釋,但在文化方面上相對較少,多為編列,聊備一格。整體而言,在貫通性上仍然有所不足,不如甘懷真的《中國通史》般清晰俐落。但相較於筆者就讀高中時所念的課本更為深入。與傅樂成著《中國通史》相較,該書敘史事較少,解釋較多,並且在土地、稅賦、戶籍、基層社會等社會方面的有較多的著墨。雖然史事方面不如傅書詳盡,但較能夠勾勒出一代大要,值得高中歷史程度以上的學生作為進一步閱讀的奠基讀物。
書中部份年代並未統一換算成西元,或事件首尾沒有明確的時間段限,作筆記時較為不便。而本書也欠缺一般西方歷史教科書具備的大事年表、推薦進階閱讀,這些也是可以改進的地方。
舉該書明代而言,書中首先談朱元璋的崛起與建立明朝,接著談新朝代的典章制度,包括政治、軍事、科舉制度。接著說明歷代皇帝的統治,大致分為明太祖、成祖到宣宗、英宗以後三部分討論,最後以明代皇權的特徵作結。接著又討論明代政治的幾個特徵:內閣、宦官專權、朝臣地位地下、黨爭等。最後討論明代的邊疆形勢以及清的崛起。最後將明清兩代合併討論其經濟、社會、文化。如農業與手工業的發展(資本主義萌芽)、商品經濟、里甲-黃冊-魚鱗圖冊的戶籍系統、一條鞭法以及其後的賦稅簡化、康熙的永不加賦、土地〈租佃〉關係、鄉紳與宗族制、陽明學、史學、文學、藝術、科技的成就,以及西學東漸。其中商品經濟是近年來臺灣明史界的焦點議題。
當然沒有討論到的議題也多,如討論地方社會的時候提到了宗族的發展,卻沒有談到「鄉約」,對於白銀、銅等貨幣與海外貿易、華人海外移民的議題沒有太多著墨,這些都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大體而言,書中討論仍以傳統的政治以及政治制度為主,對歷史事件與演變也有不錯的詮釋,但在文化方面上相對較少,多為編列,聊備一格。整體而言,在貫通性上仍然有所不足,不如甘懷真的《中國通史》般清晰俐落。但相較於筆者就讀高中時所念的課本更為深入。與傅樂成著《中國通史》相較,該書敘史事較少,解釋較多,並且在土地、稅賦、戶籍、基層社會等社會方面的有較多的著墨。雖然史事方面不如傅書詳盡,但較能夠勾勒出一代大要,值得高中歷史程度以上的學生作為進一步閱讀的奠基讀物。
書中部份年代並未統一換算成西元,或事件首尾沒有明確的時間段限,作筆記時較為不便。而本書也欠缺一般西方歷史教科書具備的大事年表、推薦進階閱讀,這些也是可以改進的地方。
Sunday, January 16, 2011
01-16 讀書:西西,《縫熊志》
認識西西的文字是從〈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這文章開始的。他的文筆淺顯慧頡,抒情而不煽情,有一種靈巧的柔美。或許可以說帶點都市、通俗的氣味。我個人相當喜歡他的文章。無論零碎的時間,或完整的時間,都能夠給你帶來一點不同的感動。
這本《縫熊志》也是這樣令人有著許多小小感動的書。書中每篇散文都是圍繞著他的小熊們寫成的,多與照片搭配,介紹它們的來歷、用料,以及簡短的評語。西西縫製的小熊們型態萬千,又以巧思為他們搭上不同衣裳與配件。他用毛熊來詮釋中國古典人物。可愛的毛熊配上考究的服飾、慧頡的文字,篇幅簡短而使人會心一笑。
全書由多篇小散文、主題圖集搭配而成。其中我尤愛他所做的斑馬鼻子家族,模樣可愛,或微笑,或慵懶,或純真,或自信,配上樸素衣裳與迷你配件,令人愛不釋手。而散文中,我最愛他那篇叮嚀水滸熊們出國旅行注意事項的文章,情意細膩深摯,彷彿這些小熊們真是他的小小兒女一般,時時令人會心而笑。總而言之,這本書並不厚重,也不沈重,使人愉悅。適合課餘、工作後閒時閱讀。
這本《縫熊志》也是這樣令人有著許多小小感動的書。書中每篇散文都是圍繞著他的小熊們寫成的,多與照片搭配,介紹它們的來歷、用料,以及簡短的評語。西西縫製的小熊們型態萬千,又以巧思為他們搭上不同衣裳與配件。他用毛熊來詮釋中國古典人物。可愛的毛熊配上考究的服飾、慧頡的文字,篇幅簡短而使人會心一笑。
全書由多篇小散文、主題圖集搭配而成。其中我尤愛他所做的斑馬鼻子家族,模樣可愛,或微笑,或慵懶,或純真,或自信,配上樸素衣裳與迷你配件,令人愛不釋手。而散文中,我最愛他那篇叮嚀水滸熊們出國旅行注意事項的文章,情意細膩深摯,彷彿這些小熊們真是他的小小兒女一般,時時令人會心而笑。總而言之,這本書並不厚重,也不沈重,使人愉悅。適合課餘、工作後閒時閱讀。
Saturday, January 15, 2011
01-15 誰欠蔣公一個公道?駁陸以正的混亂史觀
昨天在PTT2 8A板看到陸以正去年(2010)11月1日的《聯合報》投書〈欠蔣公一個公道!〉,內容怪繆,令人不敢恭維,故為文駁之,增補後張貼於此。
要說攻訐蔣介石,李敖說第二,沒有人敢說第一,比起綠營的謾罵,李敖可是挖出史料來一一點名批判。而國民黨對自己的總裁毫不眷念,反倒要怪起本來就討厭蔣的民進黨抹黑蔣介石,此等邏輯實在令人嘖嘖稱奇。陸說蔣介石對臺灣功大於過,倒可斟酌;但蔣丟失了整個中國大陸,說他對中華民國功勞遠大於過失,實在是對不起開國先勳。除非他的中華民國僅僅等於1949年以後的臺灣,而從陸文前後看來,似乎正是如此!
就我所知,目前還沒有稱得上精彩的蔣傳。李敖跟汪榮祖的《蔣介石評傳》是負面大全,這書是李敖把他一堆《蔣介石研究》的文章給編排起來,加以潤飾而成。書裡頭說蔣介石對孫不忠、在上海炒股、玩女人、得性病還傳給陳潔如。你能聽到的所有關於蔣的負面消息,大概這本書都包了。要說抹黑,共產黨跟李敖翻出的負面消息可多著呢。不過個人私德跟歷史地位的整體評價還是兩回事,得分開評價。至於陸以正稱蔣日記證明其表裡如一,那真是說笑。
歷史的如果問題會讓人如果沒完,反倒只是模糊焦點。姑且就陸以正提出的三點討論一下。古寧頭擋住中共大軍,可共軍當時仍準備渡海,關鍵是1950年韓戰美國第七艦隊對台灣海峽的封鎖。真才實學之士,沒有美援,恐怕也無今日輝煌,但蔣放手讓他們發揮這倒是真的。陶涵蔣傳中對遷台後的蔣介石,描寫最深的就是他能利用臺灣的特殊地位以及他在島內無可動搖的領導地位,和美國討價還價,爭取他所想要的援助。
臺灣經濟崩潰緣起自抗戰時中國的經濟惡化在接收後波及至臺灣(一部分也是接收人員濫用貸款導致臺灣銀行過度發行),而這個惡化的高潮就是蔣發行的金元券。從這個觀點來看,很難說蔣把黃金運送來臺,所以要給正面評價。畢竟整個中國的經濟他無力導正。但準備金對於新臺幣政策是很重要的。至於說蔣對民主自由有什麼貢獻,那請觀落陰一下胡適、雷震諸位前輩吧。
看蔣的功過不能只看臺灣。真要說蔣對臺灣的貢獻,那也不能夠避談威權體制。正是蔣的威權體制,使得美國不能在臺灣複製拉美政變,保持了政治的安定,方便後面國家主導經濟開發。民主政治有他的價值,但未必能夠帶領國家走向繁榮。
民族主義者也是可以製造罪惡的,不是說民族主義者就是好評價。那個時代一堆軍閥都有民族主義,卻沒有因此被視作「功大於過」的巨人。這種評價等於沒有評價。張海鵬所言只對長期宣傳蔣介石跟國民黨是帝國主義走狗的共產中國有平反意義而已。而再者,我們要以民族主義為評斷歷史的基準嗎?
陸以正通篇史觀混亂,不僅將民國、臺灣混為一談,視1950年前為無物;又誤信蔣作為孫文繼承人的宣傳和作態,乃至以為蔣處促進民主發展。陸以正欠缺史學素養、社會觀察,卻又要為人做歷史定位。這樣感懷蔣介石,卻弄巧成拙,恰恰凸顯了他對歷史的無知。
歷史人物自有其歷史地位。臺灣這幾年紛紛擾擾,塵埃未定,但蔣介石仍然是臺灣人熟知的一號人物。相較之下,許多人對孫運璿、陳誠、胡適、雷震、尹仲容、李國鼎等人卻是一無所知。與其說臺灣冷落蔣,不如說是這個社會仍然對歷史輕忽。我們多數人對歷史不但無知,也欠缺理解。陸以正此文恰可為這「無史」社會的註腳。若是如此,也難怪龍應台的書在人看來是「速食史學」,卻又如此暢銷,這個社會正需要惡補呢!
昨天十月三十一日,是故總統蔣公一百二十三歲的冥誕,卻沒有任何追思禮拜或紀念儀式。我看晚間的電視新聞,自動到他停靈的慈湖去致敬的高級官員,寥寥可數。只有國民黨黃復興黨部號召各地黨員有個紀念會,參加的都是他的老部下,或追隨來台的老兵,給人一種淒涼之感。
從他去世到現在只不過三十五年。台灣經歷太多變遷,政權兩度輪替,人情冷暖可知。但最主要原因,恐怕是許多人不知不覺地受到綠營抹黑宣傳的影響,把他看作票房毒藥。原本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被許多人從記憶刪除掉了。
要說攻訐蔣介石,李敖說第二,沒有人敢說第一,比起綠營的謾罵,李敖可是挖出史料來一一點名批判。而國民黨對自己的總裁毫不眷念,反倒要怪起本來就討厭蔣的民進黨抹黑蔣介石,此等邏輯實在令人嘖嘖稱奇。陸說蔣介石對臺灣功大於過,倒可斟酌;但蔣丟失了整個中國大陸,說他對中華民國功勞遠大於過失,實在是對不起開國先勳。除非他的中華民國僅僅等於1949年以後的臺灣,而從陸文前後看來,似乎正是如此!
蔣介石不是神,他也是人。人都有七情六慾,他自然不能例外。但如拿在天平上秤一下,他對於台灣,或對於中華民國,確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功勞遠大於過失。歷史自有公論,不能用「威權時代」四字,就一筆抹殺。陶涵這本書寫得很淺,他對中國近代史的素養也不深。蔣身邊一堆人的關係在裡面都看不到。像他跟戴笠、陳布雷之間的互動都很少提到。對西方學者來說,是一部翻案之作,先前寫蔣,都是以其腐敗、失去中國為主,其國外評價恰恰與國內國民黨塑造的民族偉人完全相反,這些在陶涵的書中都有談到。陶涵這本書對華人唯一的賣點,就是他是第一個利用蔣日記書寫的蔣傳。但他的論點,許多我們都耳熟能詳。因此陶涵這本翻案之作對華人學者來說,難免隔靴搔癢。儘管目前以日記材料為基礎的蔣傳僅有陶涵一本,但說是權威之作,絕對是過於溢美。比起楊天石的研究,仍差得遠。
相形之下,他在國外的形象反而有所提升。哈佛大學出版社去年出版、陶涵(Jay Taylor)所著的《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全書七百六十頁,註解超過二千條,被視為權威之作,便是最有力的證據。可以拿來對照研讀,證明他為人表裏如一的,還有加州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珍藏的蔣介石日記。
就我所知,目前還沒有稱得上精彩的蔣傳。李敖跟汪榮祖的《蔣介石評傳》是負面大全,這書是李敖把他一堆《蔣介石研究》的文章給編排起來,加以潤飾而成。書裡頭說蔣介石對孫不忠、在上海炒股、玩女人、得性病還傳給陳潔如。你能聽到的所有關於蔣的負面消息,大概這本書都包了。要說抹黑,共產黨跟李敖翻出的負面消息可多著呢。不過個人私德跟歷史地位的整體評價還是兩回事,得分開評價。至於陸以正稱蔣日記證明其表裡如一,那真是說笑。
蔣介石對台灣有多大貢獻呢?簡單點說,如無他帶來的幾十萬軍隊,民國三十八年十月在金門古寧頭抵擋住登陸的中共大軍,老毛的「血洗台灣」豪語,真可能成為事實。如無他從上海中央銀行運來的黃金,台灣經濟那時可能崩潰。如無他帶來大陸的幾萬有真才實學的愛國之士,如尹仲容、李國鼎、趙耀東、陶聲洋等,台灣不會有經濟奇蹟出現。如無他堅忍不屈,忠實執行國父孫中山的遺教,台灣不可能享受今日民主自由的環境。然而從中華民國史的角度來看,如果不是蔣誤信美國人,要打東北的爭奪戰,可能整個國共內戰的局面都不一樣,陶涵跟蔣永敬都持此論點。若是如此,我們今天就會來討論蔣介石對中國的貢獻,而非他對臺灣的貢獻。陸以正把中華民國與臺灣兜在一塊,卻忘了1950年以前中華民國都不只有臺灣一塊。這樣的立論,完全是把蔣介石,也把民國史看小了。但從此也可清楚的顯現出「臺灣」作為這島嶼上各族群的思考立足點已經是不可擋的趨勢,以至於有些人以為民國就等於臺灣。
歷史的如果問題會讓人如果沒完,反倒只是模糊焦點。姑且就陸以正提出的三點討論一下。古寧頭擋住中共大軍,可共軍當時仍準備渡海,關鍵是1950年韓戰美國第七艦隊對台灣海峽的封鎖。真才實學之士,沒有美援,恐怕也無今日輝煌,但蔣放手讓他們發揮這倒是真的。陶涵蔣傳中對遷台後的蔣介石,描寫最深的就是他能利用臺灣的特殊地位以及他在島內無可動搖的領導地位,和美國討價還價,爭取他所想要的援助。
臺灣經濟崩潰緣起自抗戰時中國的經濟惡化在接收後波及至臺灣(一部分也是接收人員濫用貸款導致臺灣銀行過度發行),而這個惡化的高潮就是蔣發行的金元券。從這個觀點來看,很難說蔣把黃金運送來臺,所以要給正面評價。畢竟整個中國的經濟他無力導正。但準備金對於新臺幣政策是很重要的。至於說蔣對民主自由有什麼貢獻,那請觀落陰一下胡適、雷震諸位前輩吧。
看蔣的功過不能只看臺灣。真要說蔣對臺灣的貢獻,那也不能夠避談威權體制。正是蔣的威權體制,使得美國不能在臺灣複製拉美政變,保持了政治的安定,方便後面國家主導經濟開發。民主政治有他的價值,但未必能夠帶領國家走向繁榮。
大陸學術界也開始重新評估蔣介石的功過。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海鵬教授,在胡佛研究所讀過蔣公日記中已解密部分後,告訴郭岱君說,蔣確實是一位「民族主義者」。
台灣明年預定擴大慶祝「民國百年」,對這位一生和民國史無法分割的巨人,我們大家都欠他一個公道。
民族主義者也是可以製造罪惡的,不是說民族主義者就是好評價。那個時代一堆軍閥都有民族主義,卻沒有因此被視作「功大於過」的巨人。這種評價等於沒有評價。張海鵬所言只對長期宣傳蔣介石跟國民黨是帝國主義走狗的共產中國有平反意義而已。而再者,我們要以民族主義為評斷歷史的基準嗎?
陸以正通篇史觀混亂,不僅將民國、臺灣混為一談,視1950年前為無物;又誤信蔣作為孫文繼承人的宣傳和作態,乃至以為蔣處促進民主發展。陸以正欠缺史學素養、社會觀察,卻又要為人做歷史定位。這樣感懷蔣介石,卻弄巧成拙,恰恰凸顯了他對歷史的無知。
歷史人物自有其歷史地位。臺灣這幾年紛紛擾擾,塵埃未定,但蔣介石仍然是臺灣人熟知的一號人物。相較之下,許多人對孫運璿、陳誠、胡適、雷震、尹仲容、李國鼎等人卻是一無所知。與其說臺灣冷落蔣,不如說是這個社會仍然對歷史輕忽。我們多數人對歷史不但無知,也欠缺理解。陸以正此文恰可為這「無史」社會的註腳。若是如此,也難怪龍應台的書在人看來是「速食史學」,卻又如此暢銷,這個社會正需要惡補呢!
01-15 談楊天石〈二二八事件與蔣介石的對策〉一文的問題
楊天石這篇文章最早登在《傳記文學》561期,p4-21(2009年2月)。就蔣介石而言,楊是專家;但就二二八而言,楊是生手,因而產生了不少問題。
首先,書中談到的二二八經過,很多是引自武之璋的《二二八真相解密》(台北,風雲時代,2007)跟各種檔案彙編。武之璋這本書我沒看過,內容如何不便評價。但就二二八事件而言,一般先入手的仍是官方委託賴澤涵等學者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北:時報,1994),可楊在這篇文章裡面基本沒有用過這本書。但他文中有提到賴著,這可能是看過,可能是轉引。如果是前者,那麼這是很嚴重的問題。因為這是一篇翻案文章。 要翻案而不討論前人的重要著作,這無法使人心服口服。
更何況研究二二八的文章多如牛毛,楊天石卻只用了朱浤源、黃彰健、武之璋的著作。黃彰健那本著作陳儀深曾經在《近史所集刊》批評過。另外官方賴澤涵主筆的報告,或是另外一種立場的李筱峰、戴國輝、陳儀深都沒有採用,這樣的選擇當然是有問題的。楊天石投稿的《傳記文學》並非具有匿名審查制的專業學術期刊,許多史實、資料的問題並不會有人查核,這也是一個問題。
楊天石本身是研究檔案起家的,他的蔣介石研究特色就是從檔案中爬梳、還原歷史的現場,戳破許多共產黨給蔣介石的帽子,也因此有一段時間受到一些共產黨人的攻擊。這幾年比較開放,楊天石的文章也在兩岸三地大量流傳。檔案是近代史研究常用的一手史料,但史料這種東西本來就有書寫的立場偏差,而流傳、選用時也有立場的差異。最嚴重的問題是,檔案不會告訴你所有事,甚至可能刻意隱瞞某些事。所以歷史學者在利用檔案的時候不能盡信檔案。
關於人數的問題,楊直接引用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成立的賠償案件的數量作為,但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自己便曾說明這並不能用作實際死亡人數的參考(http://bit.ly/dT06ER)。而王明珂最近一篇回憶父親的文章有一段這樣的敘述:
(王明珂,〈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刊於《南方週末》,2010年6月2日)
這裡當然有可能記憶失真,過於誇大。人的記憶不是那麼可靠的,像是車禍時許多人會記錯車牌號碼,這樣恐怖的場面,記憶也有可能失真。但如果光是鳳山就有幾百名的死傷,那麼全台死傷人數恐怕比現有的檔案來的多。二二八事件的一個問題也在這裡,回憶錄、口述歷史、檔案之間都有所出入,要如何辨別,考驗歷史學者的能耐。而二二八事件目前有大量的口述歷史材料,這些楊天石在這篇文章都基本沒用過。這些人的說法與官方說法是有很多差距的。
楊天石在使用這些檔案時要面對的是這樣的問題。但這篇文章畢竟不是二二八研究,而是蔣介石研究的衍生品,所以對二二八的考證可能比較欠缺。楊天石這篇文章當然不無翻案的味道,但是否為翻案而翻案,因而刻意忽略了另一方的論點,竊以為不需要如此果斷。畢竟楊天石的研究領域不是戰後臺灣史,史料掌握不如臺灣的學者。而裡面提到的許多情節也是當時的記載。二二八事件中也確實有很多複雜組成份子,我並不認為他有故意要導造假或是誤導。
但楊天石這樣寫,影響很廣泛,一來是他刊載的《傳記文學》是一份通俗雜誌,二來在網路上大量傳播,這當然對大眾理解二二八事件有影響。歷史研究有它複雜的一面,一般大眾並沒有時間跟心力去理解。畢竟光是二二八不到一個月的事情,要去消化、理解檔案,加以辨識都可能花上一年兩年以上的時間。歷史研究並不是像名嘴那樣抓了幾個檔案,便說確有其事,但許多人卻是這樣看待歷史的。
也因為歷史的不是一般人可以親近的,歷史學者便有它特殊的社會地位,他有很強的詮釋權威。有人看到歷史學者的說法便信以為真,碰到立場偏頗的人士那更一發不可收拾,像這一篇文章就從此斷章取義(http://bit.ly/gNBJts),當時看到令我吃了一驚。因此楊天石這樣的文章是會引起很多麻煩的,人總是會挑自己喜歡的看,這樣也就增加了許多的誤解與對立。這也是歷史學者必須面對的問題。
首先,書中談到的二二八經過,很多是引自武之璋的《二二八真相解密》(台北,風雲時代,2007)跟各種檔案彙編。武之璋這本書我沒看過,內容如何不便評價。但就二二八事件而言,一般先入手的仍是官方委託賴澤涵等學者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北:時報,1994),可楊在這篇文章裡面基本沒有用過這本書。但他文中有提到賴著,這可能是看過,可能是轉引。如果是前者,那麼這是很嚴重的問題。因為這是一篇翻案文章。 要翻案而不討論前人的重要著作,這無法使人心服口服。
更何況研究二二八的文章多如牛毛,楊天石卻只用了朱浤源、黃彰健、武之璋的著作。黃彰健那本著作陳儀深曾經在《近史所集刊》批評過。另外官方賴澤涵主筆的報告,或是另外一種立場的李筱峰、戴國輝、陳儀深都沒有採用,這樣的選擇當然是有問題的。楊天石投稿的《傳記文學》並非具有匿名審查制的專業學術期刊,許多史實、資料的問題並不會有人查核,這也是一個問題。
楊天石本身是研究檔案起家的,他的蔣介石研究特色就是從檔案中爬梳、還原歷史的現場,戳破許多共產黨給蔣介石的帽子,也因此有一段時間受到一些共產黨人的攻擊。這幾年比較開放,楊天石的文章也在兩岸三地大量流傳。檔案是近代史研究常用的一手史料,但史料這種東西本來就有書寫的立場偏差,而流傳、選用時也有立場的差異。最嚴重的問題是,檔案不會告訴你所有事,甚至可能刻意隱瞞某些事。所以歷史學者在利用檔案的時候不能盡信檔案。
關於人數的問題,楊直接引用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成立的賠償案件的數量作為,但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自己便曾說明這並不能用作實際死亡人數的參考(http://bit.ly/dT06ER)。而王明珂最近一篇回憶父親的文章有一段這樣的敘述:
鳳山火車站前,是台灣光復初期「2·28」事件發生流血衝突的地點之一。當時全台灣到處爆發本省人與大陸來台軍人間的暴力衝突。據母親說,當時軍人在火車 站外以竹籬、白布圍住整個車站出口,當火車入站,數百名帶著武器的台灣民眾衝出時,布幕外早已架好的機關槍開始掃射。母親說,她只看見血染紅了白色的布幕。
(王明珂,〈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刊於《南方週末》,2010年6月2日)
這裡當然有可能記憶失真,過於誇大。人的記憶不是那麼可靠的,像是車禍時許多人會記錯車牌號碼,這樣恐怖的場面,記憶也有可能失真。但如果光是鳳山就有幾百名的死傷,那麼全台死傷人數恐怕比現有的檔案來的多。二二八事件的一個問題也在這裡,回憶錄、口述歷史、檔案之間都有所出入,要如何辨別,考驗歷史學者的能耐。而二二八事件目前有大量的口述歷史材料,這些楊天石在這篇文章都基本沒用過。這些人的說法與官方說法是有很多差距的。
楊天石在使用這些檔案時要面對的是這樣的問題。但這篇文章畢竟不是二二八研究,而是蔣介石研究的衍生品,所以對二二八的考證可能比較欠缺。楊天石這篇文章當然不無翻案的味道,但是否為翻案而翻案,因而刻意忽略了另一方的論點,竊以為不需要如此果斷。畢竟楊天石的研究領域不是戰後臺灣史,史料掌握不如臺灣的學者。而裡面提到的許多情節也是當時的記載。二二八事件中也確實有很多複雜組成份子,我並不認為他有故意要導造假或是誤導。
但楊天石這樣寫,影響很廣泛,一來是他刊載的《傳記文學》是一份通俗雜誌,二來在網路上大量傳播,這當然對大眾理解二二八事件有影響。歷史研究有它複雜的一面,一般大眾並沒有時間跟心力去理解。畢竟光是二二八不到一個月的事情,要去消化、理解檔案,加以辨識都可能花上一年兩年以上的時間。歷史研究並不是像名嘴那樣抓了幾個檔案,便說確有其事,但許多人卻是這樣看待歷史的。
也因為歷史的不是一般人可以親近的,歷史學者便有它特殊的社會地位,他有很強的詮釋權威。有人看到歷史學者的說法便信以為真,碰到立場偏頗的人士那更一發不可收拾,像這一篇文章就從此斷章取義(http://bit.ly/gNBJts),當時看到令我吃了一驚。因此楊天石這樣的文章是會引起很多麻煩的,人總是會挑自己喜歡的看,這樣也就增加了許多的誤解與對立。這也是歷史學者必須面對的問題。
01-15 讀書:張慧智、李敦球,《北韓:神秘東方的晨曦之國》
如同一般的各國概論,本書一開始簡單的介紹北韓的地理,特別談到朝鮮半島的戰略要衝地位。其所處的東亞沿海地曲被N. J. Spyhman認定為世界三大力量中心。由於中、俄、美、日四國利益交錯,被認為是亞洲的巴爾幹半島。他的近代發展也深受各大國影響。境內多山,稀土豐 富,但欠缺化工與鋼鐵工業所需的礦產。
第二章討論北韓的歷史,前面簡單的回顧了朝鮮半島的歷史演變:檀君傳說、箕子朝鮮、衛滿朝鮮、三韓時代、三國時期、新羅統一、高麗王朝、李氏朝鮮、日本殖民一直到戰後1948年兩個分裂國家正式成立。
第三章敘述北韓的政治體制,這章有些混雜。一方面他討論了1998年憲法對過去憲法的修改,但這些憲法條文都沒有列出。二方面沒有配上政治組織體系圖。章 節中討論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的中央與地方組織,其中比較特別的是國防委員會是國家最高領導機關,另外北韓設有「鐵路法院」專門審判鐵路運輸相關的案 件。
該章接著談論北韓政治的三個特色:領袖唯一領導(獨裁)、金日成的主體思想(政治自主、經濟自立、國防自衛)、金正日的先軍政治(軍隊是國家的中心)。最後以介紹金日成、金正日的生平經歷作結。
第四章苦難的經濟,將經濟發展分為六個階段來論述,從建國初期的土地改革、產業國有化,到韓戰後的恢復,優先發展重工業、民族自主經濟、軍事預算的加重, 以及對外經濟政策。在第五階段(1990-99)部份,指出北韓經濟困難的問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依靠行政手段管理、過多的非生產性建設、分配的平均 主義。最後將2000年以後迄今列為恢復增長的階段,並且列舉許多近年來北韓改革(如「7.1經濟改善措施」)。最後總結的部份用很小的篇幅指出改革帶來 的一些問題。
第五章、第六章則針對北韓的兩個關鍵問題:南北分裂及北韓軍備、核武器問題作介紹。在南北分裂方面,並未站在宏觀的立場來討論,反倒以北韓方的論述為基 調。例如談韓戰,講李承晚不排除以武力完成「北進統一」,但卻不講發動韓戰的是北韓;講南韓的強硬態度,卻不談北韓曾經企圖派特務刺殺南韓總統。
但文中仍將南北韓關係間重要文件做了一個回顧,包括1950年金日成的「聯邦」方案,1967年朴正熙的「勝共統一」、尼克森的和緩要求、1972年南北 紅十字會的第一次會談與《七‧四朝鮮北方和南方共同聲明》、1973年朴正熙的南北統一三原則、1984年第一次經濟會談、1988年盧泰愚的《七‧七宣 言》與其後「北方外交」的推展。冷戰結束後1991年簽訂的《關於南北和解、互不侵犯和合作交流協議書》,1998年金大中的「陽光政策」,2000年的 首次峰會與《南北共同宣言》,以及近年來雙方貿易、經濟交流的增長。
第六章首先簡單的介紹了朝鮮人民軍的沿革,接著談到北韓政府實行「先軍政治」,將軍事放在社會首位,也以制度提高軍人社會地位。在軍隊的最後一部分,則簡單說明北韓軍事指揮制度的沿革。
在核武器問題方面,書中指出美國自1957年以後在南韓境內部屬戰術核彈,到1980年代末已達一千七百多枚。這使北韓決定生產核武器。1974年北韓加 入IAEA,1985年加入《核不擴散條約》,但同時也在蘇聯援助下發展核武器。北韓透過蘇聯以及IAEA所帶來的西方援助,掌握相關技術。北韓加入了 《核不擴散條約》,但卻一直拒絕核查,因而使核問題浮上檯面。
1991年,南北韓簽署《關於朝鮮半島無核化宣言》,1992年北韓與IAEA簽署《核安全協定》,並同意接受檢,此後IAEA進行了六次核查。1993 年,由於IAEA要求檢查甯邊核設施,北韓拒絕,並退出《核不擴散條約》,至此北韓核問題緊張。而後1994年美、朝簽署《核框架協議》。北韓承諾停止研 發以及履行《無核化宣言》,美國承諾協助能源建設。此為第一次核導彈危機。
2002年,美國布希政府指北韓為邪惡軸心之一。該年10月北韓承認美國的指控:北韓正在進行濃縮鈾設施建設。由此第二次核導彈危機爆發。此後在中國的介 入下,美、日、南北韓、中、俄展開了六方會談,意圖以談判解決核問題。北韓發展核武的動機,除了用來掌握軍事優勢外,也被認為是用以要脅,獲得外部經濟援 助的籌碼。
最後一章談北韓的文化與旅遊,簡介各習俗、慶典、禮儀,許多和中國相似而異,親而不同。旅遊景點部份介紹平壤、開城、金剛山、妙香山、三八線、羅津先鋒。大多抄襲自網路資料。
大體而言,整本書的形式偏向資料彙編,各章內容多是編列排比,欠缺連貫。且資料偏向北韓官方與政治制度。對於國際普遍譴責的民生問題,草草帶過,幾乎等於 沒有著墨。而旅遊景點部份多為抄錄而來,卻未註明出處,使人不解(各章都有數十條註釋)。書中錯字極多,最普遍者為直接將「朝鮮」替為「北韓」而產生的錯 誤。作為一本概論而言,這本書僅能稱上勉強及格,有失大學出版社的出版信譽。
第二章討論北韓的歷史,前面簡單的回顧了朝鮮半島的歷史演變:檀君傳說、箕子朝鮮、衛滿朝鮮、三韓時代、三國時期、新羅統一、高麗王朝、李氏朝鮮、日本殖民一直到戰後1948年兩個分裂國家正式成立。
第三章敘述北韓的政治體制,這章有些混雜。一方面他討論了1998年憲法對過去憲法的修改,但這些憲法條文都沒有列出。二方面沒有配上政治組織體系圖。章 節中討論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的中央與地方組織,其中比較特別的是國防委員會是國家最高領導機關,另外北韓設有「鐵路法院」專門審判鐵路運輸相關的案 件。
該章接著談論北韓政治的三個特色:領袖唯一領導(獨裁)、金日成的主體思想(政治自主、經濟自立、國防自衛)、金正日的先軍政治(軍隊是國家的中心)。最後以介紹金日成、金正日的生平經歷作結。
第四章苦難的經濟,將經濟發展分為六個階段來論述,從建國初期的土地改革、產業國有化,到韓戰後的恢復,優先發展重工業、民族自主經濟、軍事預算的加重, 以及對外經濟政策。在第五階段(1990-99)部份,指出北韓經濟困難的問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依靠行政手段管理、過多的非生產性建設、分配的平均 主義。最後將2000年以後迄今列為恢復增長的階段,並且列舉許多近年來北韓改革(如「7.1經濟改善措施」)。最後總結的部份用很小的篇幅指出改革帶來 的一些問題。
第五章、第六章則針對北韓的兩個關鍵問題:南北分裂及北韓軍備、核武器問題作介紹。在南北分裂方面,並未站在宏觀的立場來討論,反倒以北韓方的論述為基 調。例如談韓戰,講李承晚不排除以武力完成「北進統一」,但卻不講發動韓戰的是北韓;講南韓的強硬態度,卻不談北韓曾經企圖派特務刺殺南韓總統。
但文中仍將南北韓關係間重要文件做了一個回顧,包括1950年金日成的「聯邦」方案,1967年朴正熙的「勝共統一」、尼克森的和緩要求、1972年南北 紅十字會的第一次會談與《七‧四朝鮮北方和南方共同聲明》、1973年朴正熙的南北統一三原則、1984年第一次經濟會談、1988年盧泰愚的《七‧七宣 言》與其後「北方外交」的推展。冷戰結束後1991年簽訂的《關於南北和解、互不侵犯和合作交流協議書》,1998年金大中的「陽光政策」,2000年的 首次峰會與《南北共同宣言》,以及近年來雙方貿易、經濟交流的增長。
第六章首先簡單的介紹了朝鮮人民軍的沿革,接著談到北韓政府實行「先軍政治」,將軍事放在社會首位,也以制度提高軍人社會地位。在軍隊的最後一部分,則簡單說明北韓軍事指揮制度的沿革。
在核武器問題方面,書中指出美國自1957年以後在南韓境內部屬戰術核彈,到1980年代末已達一千七百多枚。這使北韓決定生產核武器。1974年北韓加 入IAEA,1985年加入《核不擴散條約》,但同時也在蘇聯援助下發展核武器。北韓透過蘇聯以及IAEA所帶來的西方援助,掌握相關技術。北韓加入了 《核不擴散條約》,但卻一直拒絕核查,因而使核問題浮上檯面。
1991年,南北韓簽署《關於朝鮮半島無核化宣言》,1992年北韓與IAEA簽署《核安全協定》,並同意接受檢,此後IAEA進行了六次核查。1993 年,由於IAEA要求檢查甯邊核設施,北韓拒絕,並退出《核不擴散條約》,至此北韓核問題緊張。而後1994年美、朝簽署《核框架協議》。北韓承諾停止研 發以及履行《無核化宣言》,美國承諾協助能源建設。此為第一次核導彈危機。
2002年,美國布希政府指北韓為邪惡軸心之一。該年10月北韓承認美國的指控:北韓正在進行濃縮鈾設施建設。由此第二次核導彈危機爆發。此後在中國的介 入下,美、日、南北韓、中、俄展開了六方會談,意圖以談判解決核問題。北韓發展核武的動機,除了用來掌握軍事優勢外,也被認為是用以要脅,獲得外部經濟援 助的籌碼。
最後一章談北韓的文化與旅遊,簡介各習俗、慶典、禮儀,許多和中國相似而異,親而不同。旅遊景點部份介紹平壤、開城、金剛山、妙香山、三八線、羅津先鋒。大多抄襲自網路資料。
大體而言,整本書的形式偏向資料彙編,各章內容多是編列排比,欠缺連貫。且資料偏向北韓官方與政治制度。對於國際普遍譴責的民生問題,草草帶過,幾乎等於 沒有著墨。而旅遊景點部份多為抄錄而來,卻未註明出處,使人不解(各章都有數十條註釋)。書中錯字極多,最普遍者為直接將「朝鮮」替為「北韓」而產生的錯 誤。作為一本概論而言,這本書僅能稱上勉強及格,有失大學出版社的出版信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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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版譯本文字流暢,而且版本較繁體版新,雖然許多譯名跟用語跟臺灣有些差異,但個人以為不影響閱讀。